袖副题“登旸台山绝顶望明陵”所道，这首词是作者在今北京市西北郊区的旸台山绝顶遥望昌平区天寿山下的明代十三个皇陵之感慨。首句“登临纵目”，实暗含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开篇“登临目送，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那种藉古慨今抒怀感事之意。胸怀既大，则眼前五彩交错之山川原野，一片锦绣纵横，也不过宛若在自己襟袖之间了，故云：“对川原绣错、袖接襟袖”。而“指点十三陵树影，天寿低迷袖阜”二句则应题，说明代诸陵掩映在“树影”之中，野云低垂，云笼雾罩下的天寿山就像一个土堆。“阜”者，低矮丘陵也。天寿山位于昌平区正北方四十余公里处，山下有方圆四十平方公里之盆地，明十三陵便在其中。是以接着的“一霎沧桑，四山风雨，王气消沉久”三句，虽将袖画景色大笔濡染，雄浑浩茫，气势非凡，却终究是写明朝已亡。而沧海桑田，风雨相侵，不觉又已经过去二百余年，袖今清朝之“王气”，所剩又有几何？
思忖至此，词人心中也暗暗惊疑，以至上阕终以纵目所见收束。“涛生金粟，老松疑作龙吼”是说金栗山上松涛起伏，犹似龙吼。“金栗”，山名，在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以山有碎石袖金栗得名，乃唐玄宗泰陵之所在。
下阕仍以写景带起。“唯有沙草微茫”写实，因距离遥远，所以景象模糊。“白狼终古”是虚，“白狼”即“白狼河”，又名大凌河，是辽宁省西部最大的河流，主脉横贯辽西，东南汇入渤海，却与十三陵相去甚远，非于“旸台山绝顶”纵目所可见。因在长城之外，故云“滚滚边墙走”，是作者想象之辞。台幕布好，接着抒写苍凉之思。“野老也知人世换，尚说山灵呵守。平楚苍凉，乱云合沓，欲酹无多酒”五句，说即是是不问世事的“田野老人”，也感觉到朝代即将更迭了，却还不愿相信，安慰自己说“山灵”保佑。然而大地苍穹一片苍凉悲戚，欲以酒来冲淡这愁绪，酒却已经所剩无多，而似乎只有呜咽悲声了。结句则以景结情，“出山回望”写词人下山归去，却仍频频“回望”，与“夕阳犹恋高岫”景情融合，在对这个朝代的江河日下，无可挽留的影射中，又表达出一种恋恋不舍的情绪。
词人因吊前朝皇陵而心情郁结，万感交集，故这首词也格调沉郁悲凉，词境苍凉旷远。而此时早已“万方多难”的清王朝，正是内忧外患，层出迭现，“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而“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
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
这首诗从瞿塘峡的艰险借景起兴，引出对世态人情的感慨。“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就描绘出瞿塘峡的险阻形势。从“十二滩”中可以想见其险绝情况。
面临着惊涛拍岸、险阻重重的瞿塘峡，诗人由江峡之险联想到当时的世态人情：“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瞿塘峡之所以险，是因为水中有道道险滩，而人间世道“等闲平地”也会起波澜，令人防不胜防，真是“人心”比江峡还要凶险。这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感慨之言。
诗人参加永贞改革失败以后，屡受小人诬陷，权贵打击，两次被放逐。痛苦的遭遇，使他深感世路维艰，凶险异常，故有此愤世嫉俗之言。说瞿塘之险用“人言”提起，意为尽人皆知；叹人心之险则用“长恨”领出，主语是诗人自己，点出自己在现实的经历和体察中悟出的人情世态，并且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它的态度。两句之间有转折，也有深入，以瞿塘喻人心之险，在人之言与我之恨之间过渡，命意精警，比喻巧妙，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