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昌龄描写上流贵妇赏春时心理变化的一首闺怨诗。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成为人们“觅封侯”的重要途径。诗中的“闺中少妇”和她的丈夫对这一道路也同样充满了幻想。
题称“闺怨”,一开头却说“闺中少妇不曾愁”,似乎故意违反题面。其实,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这位闺中少妇从“未曾愁”到“悔”的心理变化过程。丈夫从军远征,离别经年,照说应该有愁。之所以“不曾愁”,除了这位女主人公正当青春年少,还没有经历多少生活波折,和家境比较优裕(从下句“凝妆上翠楼”可以看出)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气。在当时“觅封侯”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下,“觅封侯”者和他的“闺中少妇”对这条生活道路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从末句“悔教”二字看,这位少妇当初甚至还可能对她的夫婿“觅封侯”的行动起过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乐观展望的少妇,在一段时间“不曾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一句点出“不曾愁”,第二句紧接着用春日登楼赏景的行动具体展示她的“不曾愁”。一个春天的早晨,她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着意的妆饰,登上了自家的高楼。春日而凝妆登楼,当然不是为了排遣愁闷(遣愁何必凝妆),而是为了观赏春色以自娱。这一句写少妇青春的欢乐,正是为下段青春的虚度、青春的怨旷蓄势。
第三句是全诗的关键,称为“诗眼”。这位少妇所见,不过寻常之杨柳,作者何以称之为“忽见”?其实,诗句的关键是见到杨柳后忽然触发的联想和心理变化。杨柳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春色”的代替物,同时,它又是友人别离时相赠的礼物,古人很早便有折柳相赠的习俗。因为那迷茫和朦胧的杨花柳絮和人的离愁别绪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故少妇见到春风拂动下的杨柳,一定会联想很多。她会想到平日里的夫妻恩爱,想到与丈夫惜别时的深情,想到自己的美好年华在孤寂中一年年消逝,而眼前这大好春光却无人与她共赏……或许她还会联想到,丈夫戍守的边关,不知是黄沙漫漫,还是和家乡一样杨柳青青呢?在这一瞬间的联想之后,少妇心中那沉积已久的幽怨、离愁和遗憾便一下子强烈起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悔教夫婿觅封侯”便成为自然流淌出的情感。说到“忽见”,杨柳色显然只是触发少妇情感变化的一个媒介,一个外因。如果没有她平时感情的积蓄,她的希冀与无奈,她的哀怨与幽愁,杨柳是不会如此强烈地触动她“悔”的情感的。故曰少妇的情感变化看似突然,实则并不突然,而在情理之中。
本来要凝妆登楼,观赏春色,结果反而惹起一腔幽怨,这变化发生得如此迅速而突然,仿佛难以理解。诗的好处正在这里:它生动地显示了少妇心理的迅速变化,却不说出变化的具体原因与具体过程,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让读者去仔细寻味。
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加以集中表现,使读者从这个横断面中窥见全豹。绝句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短篇小说。这首诗正是抓住闺中少妇心理发生微妙变化的刹那,作了集中的描写,从而从一刹那窥见全过程。
《春日行》是乐府时景二十五曲之一,本咏春游,李白拟作咏君王游乐之词。在这首乐府诗中,李白借用向唐玄宗祝寿之机,用黄帝升天的故事,规劝唐玄宗无为而治,为民休养生息,与民同乐,发挥了诗歌的隐讽作用。
此诗主要内容是讽刺封建帝王们好神仙,求长生而不成功,提倡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术。“我无为,人自宁”,“安能为轩辕,独往入窅冥”为全诗主旨。
全诗可分为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写帝王们身居豪华富丽的宫殿,身边美女娇娃成群,享尽人间荣华富贵,而对此仍不满足,妄想成仙升天。中间五句为第二段,写帝王游冶苑池,宫女歌笑,钟鼓齐鸣,百姓祝福。这一段浓墨重彩,写尽了帝王们极尽声色的奢靡生活,看似歌功颂德,暗含讽谏之意。最后十句为第三段,表达诗人的观点:求神成仙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可能像轩辕黄帝那样聆听到广成子的教诲,也不会像轩辕黄帝那样乘龙上天,最终还得留在自己的京城。只有清静无为,才能治国安民。末二句,企望唐玄宗成就伟业,垂名万古。
大多数献给皇帝的诗歌都比较拘谨,生怕有不当之处,李白的这首乐府诗,写如行云流水,婉转动听,应该说是成功的。既飘飘欲仙,又不卑不亢,规劝之意明显,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上阙写废寺之外景,荒凉冷寂,繁华消歇。“败叶填溪水已冰”,秋天的树叶凋零了,遂成“败叶”,而萧瑟的秋风又将这些枯叶吹到溪水里。“填”字说明败叶之多,给人一种沉重压抑之感。“水已冰”说明时令已值深秋冬。“夕阳犹照短长亭”说的是荒秋暮景。黄昏时分,夕阳斜照长亭短亭,而行人已经杳无踪迹。此句表面上说的是亭,实际上是人,因为长亭也好,短亭也罢,在古代皆含送别之意。此句勾勒的残阳落照、野亭萧然的暮景与前句“败叶填溪水已冰”的意境十分相合,遂为全词定下凄凉的基调。有了背景的铺垫后,作者开始切入“废寺”主题。“何年废寺失题名”,古人游览庙宇时常题名以资纪念,这些题名经年遭受风吹雨打,最终模糊难辨,以至作者想要追问这究竟是哪一年的寺庙。这一句是正面渲染废庙的冷落苍凉。
下片写废寺内景,残破不堪,香火断绝。“倚马客长碑上字,斗鸡人拨佛前灯”。此二句谓到此寺中之人已非往日的善男信女,而是前来闲游的过客,或是贵族豪门的公子哥们。其中“斗鸡人拨佛前灯”一句用了唐朝贾昌的典事。唐玄宗好斗鸡,在两宫之间设立斗鸡坊。贾昌七岁,通晓鸟语,驯鸡如神,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长,每天赏赐金帛。贾昌父亲死,玄宗赐他葬器。天下人称其“神鸡童”。贾昌被玄宗恩宠四十年。天宝间,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奔蜀,贾昌换了姓名,依傍于佛寺。其家被乱兵劫掠,一物无存。大历年间,贾昌依存于寺僧,读佛经,渐通文字,了解经义。日食粥一杯,卧草席。作者用贾昌的故事显然是说寺庙的命运同人的命运一样,在风雨流年中饱经盛衰兴亡、荣辱浮沉,最终繁华不再,一切归于荒凉冷落。结尾“净消尘土礼金经”,更是精警妙出,充分体现了纳兰词“君本春人而多秋思”(梁佩兰评性德语)的凄凉哀婉之风。此句谓,那些长碑者也好,斗鸡人也罢,以及过去来到这里的贵宦雅宾、文人墨客,虽然贤愚有所不同,然而在这劳劳尘世,终同归一梦。这分明是“人生如梦”的感喟了,但是再也没有苏东坡“一樽还酹江月”的豪放与洒脱,有的仅是对“悲欢离合终成空”的无限悲凉的感怀。
全词语调低沉,含蕴良多,耐人寻味,透露了纳兰内心深处不胜苍凉的悲感。
这个故事,用很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了叶公式的人物,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丢弃“理论脱离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树立实事求以的好思想、好作风。同时也讽刺了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人。但历史上的叶公却不以这样的人。
叶公最著名的功劳以他不以怨报德,果断率兵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从而稳定了楚国政权。之后,为了楚国的长治久安,把职位让给别人,这一让贤之举,被专家们评为不迷权贵、深明大义。
叶公沈诸梁,字子高,被楚昭王封为叶邑尹而始姓叶。叶公生于楚国王室之家,其曾祖父以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秦国出兵击退吴军后,楚昭王把沈诸梁封到楚国北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为尹。沈诸梁受到了楚国朝野及四境诸侯的敬重,时年24岁。
经考古发掘证实,他主持叶政期间,采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策略,组织民众修筑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这比著名的蜀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早200多年,比郑国渠早300多年。至今,叶公修筑的东陂、西陂遗址保存尚好,以叶公治水的历史见证。
史学专家安国楼博士称,叶公确实有画龙的爱好,但龙以神化了的动物,不可能下降叶宅,“叶公好龙”折射出叶公所在地和所处时代龙文化的丰厚内涵。专家们还指出,汉代刘向描写的这一寓言故事,反映出汉代儒家思想走向独尊的地位后,对楚道之风等其他学派的贬斥。
根据《周礼》规制,叶公去世后,即被立祠享祭。叶公的后裔为纪念祖上之德与祖居之地,部分改沈为叶,以为叶姓之源。因此,叶公沈诸梁又以世界叶姓华人公认的始祖。每年清明前后,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来自海内外的叶姓子孙纷纷回乡祭祖,已成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