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又名曲江池,故址在今西安城南五公里处,原为汉武帝所造。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整修,池水澄明,花卉环列。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是著名游览胜地。
第一首写他在曲江看花吃酒,布局出神入化,抒情感慨淋漓。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首联是说,落下一片花瓣让人感到春色已减。如今风把成千上万的花打落在地,怎不令人发愁?
在曲江看花吃酒,正遇良辰美景,可称赏心乐事了;但作者却别有怀抱,一上来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惜春情绪,产生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他一没有写已经来到曲江,二没有写来到曲江时的节令,三没有写曲江周围花木繁饶,而只用“风飘万点”四字,就概括了这一切。“风飘万点”,不止是客观的写景,缀上“正愁人”三字,重点就落在见景生情,托物言志上了。“风飘万点”,这对于春风得意的人来说,会煞是好看,为何又“正愁人”呢?作者面对的是“风飘万点”,那“愁”却早已萌生于前此的“一片花飞”,因而用跌笔开头:“一片花飞减却春”!历尽漫长的严冬,好容易盼到春天来了,花儿开了。这春天,这花儿,不是值得人们珍惜的吗?然而“一片花飞”,又透露了春天消逝的消息。敏感的、特别珍惜春天的诗人又怎能不“愁”?“一片”,是指一朵花儿上的一个花瓣。因一瓣花儿被风吹落就感到春色已减,暗暗发愁,可如今,面对着的分明是“风飘万点”的严酷现实啊!因此“正愁人”三字,非但没有概念化的毛病,简直力透纸背。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颔联是说,且看将尽的落花从眼前飞过,也不再厌烦过多的酒入口。
“风飘万点”已成现实,那尚未被风飘走的花儿就更值得爱惜。然而那风还在吹,剩下的,又一片、一片的飘走眼看即将飘尽了!第三句就写这番情景:“且看欲尽花经眼。”“经眼”之花“欲尽”,只能“且看”。“且”是暂且、姑且之意。而当眼睁睁的看着枝头残花一片、一片的随风飘走,加入那“万点”的行列,心中又是什么滋味呢?于是来了第四句:“莫厌伤多酒入唇。”吃酒为了消愁。一片花飞已愁;风飘万点更愁;枝上残花继续飘落,即将告尽,愁上添愁。因而“酒”已“伤多”,却禁不住继续“入唇”啊!
只是一落花,连写三句,极尽反复层折之妙。接入第四句,魂消欲绝。然而作者何以要如此“反复层折”的写落花,以致魂消欲绝。究竟是仅仅感叹春光易逝,还是有慨于难于直陈的人事问题呢?
“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颈联是说,翡翠鸟在曲江上的楼堂上作巢,原来雄踞的石麒麟现今倒卧在地上。
第三联就写到了人事。有人说此联“奇想惊人”,细想却恰恰在人意之中。诗人的目光随着“风飘万点”在移动:落到江上,就看见原来住人的小堂却巢着翡翠——翡翠鸟筑起了窝,何等荒凉;落到苑边,就看见原来雄踞高冢之前的石雕墓饰麒麟倒卧在地,不胜寂寞。经过安史之乱,曲江往日的盛况远没有恢复;可是,好容易盼来的春天,眼看和万点落花在一起,就要被风葬送了!这并不是惊人的奇想,而是触景伤情。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尾联是说,仔细推究事物盛衰变化的道理,那就是应该及时行乐,何必让虚浮的荣誉束缚自身呢?
面对这残败景象又有什么办法呢?仍不外是“莫厌伤多酒入唇”,只不过换了一种漂亮的说法,就是“行乐”。难道“物理”就是这样吗?如果只能如此,无法改变,那就只须行乐,何必让浮荣绊住此身,失掉自由呢?
联系全篇来看,所谓行乐,不过是他自己所说的“沉饮聊自遣”,或李白所说的“举杯消愁愁更愁”而已,乐处又在哪里呢?
绊此身的浮荣何所指?指的就是“左拾遗”那个从八品以上的谏官。因为上疏救房琯,触怒了肃宗。从此,为肃宗疏远。作为谏官,他的意见却不被采纳,还蕴含着招灾惹祸的危机。这首诗就是乾元元年(758)暮春任“左拾遗”时写的。到了这年六月,果然受到了处罚,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写此诗到被贬,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就会对这首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
这是“联章诗”,上下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下一首,即紧承“何用浮荣绊此身”而来。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第二首开头四句是说,上朝回来,天天去典当春天穿的衣服,换得钱来每天到江头买酒喝,直到喝醉了才肯回来。到处欠着酒债,那是寻常小事,人能够活到七十岁,古来也是少有的了。
前四句一气旋转,而又细针密线。时当暮春,长安天气,春衣才派上用场;即使穷到要典当衣服的程度,也应该先典冬衣。如今竟然典起春衣来,可见冬衣已经典光。这是透过一层的写法。而且不是偶尔用典,而是“日日典”。这是更透过一层的写法。“日日典春衣”,读者准以为不是等米下锅,就是另有燃眉之急;然而读到第二句,才知道那不过是为了“每日江头尽醉归”,真有点出人意外。出人意外,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为什么要日日尽醉呢?
诗人还不肯回答读者的疑问,又逼进一层:“酒债寻常行处有”。“寻常行处”,包括了曲江,又不限于曲江。走到曲江,就在曲江尽醉;走到别的地方,就在别的地方尽醉。因而只靠典春衣买酒,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乎由买到赊,以致到处欠着酒债。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就是为了换得个醉醺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诗人终于作了回答:“人生七十古来稀。”意味人生能活多久,既然不得行其志,那就今日有酒今日醉吧!这事愤激之言。联系诗的全篇和杜甫的全人,是不难了解言外之意的。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第三联是说,但见蝴蝶在花丛深处穿梭往来,蜻蜓在水面上款款而飞,时不时点一下水。
第三联写江头景,在杜诗中也是别具一格的名句。这一联体物有天然之妙,但不仅妙在体物,还妙在“缘情”。人生如此短促,大好春光,又即将消逝,难道不值得珍惜吗?诗人正是满怀惜春之情观赏江头景物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是多么恬静、多么自由、多么美好的境界啊!可是这样自由、这样美好的境界,还能存在多久呢?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末联是说,传话给春光,让我与春光一起逗留吧,虽是暂时相赏,也不要违背啊!
“传语”犹言“寄语”,对象就是“风光”。这里的”风光“就是明媚的春光。诗人以情观物,物皆有情,因而传语风光说:”可爱的风光啊,你就同穿花的蛱蝶,点水的蜻蜓一起流转,让我欣赏吧,哪怕是暂时的;可别连这点心愿也违背了啊!“
《曲江二首》是因为仕途不得志而作,所以惜春、留春之情包含深广的社会内容,耐人寻味。
这两首诗总的特点,用我国传统的美学术语说,就是“含蓄”,就是有“神韵”。所谓“含蓄”,所谓“神韵”,就是留有余地。抒情、写景抒写的是最典型最有特征性的东西,从而使读者通过已抒之情和已写之景去玩味未抒之情,想象未写之景。
就抒情方面说,“何用浮荣绊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其“仕不得志”是依稀可见的。但如何不得志,为何不得志,却秘而不宣,只是通过描写暮春之景抒发惜春、留春之情;而惜春、留春的表现方式,也只是吃酒,只是赏花玩景,只是及时行乐。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日日江头尽醉归”,从“一片花飞”到“风飘万点”,已经目睹了、感受了春减、春暮的全过程,还“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真可谓乐此不疲了!然而仔细探索,就发现言外有意,味外有味,弦外有音,景外有景,情外有情,“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真正体现了“神余象外”的艺术特点。
《门有车马客行》,乐府旧题。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皆言问讯其客,或得故旧乡里,或驾自京师,备叙市朝迁谢,亲戚雕丧之意也。”西晋武帝末年,陆机和弟弟陆云离开江南家乡,北上洛阳以求取功名。不久,晋武帝去世,围绕权力的再分配,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陆机沉浮于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备感仕途艰险、人命危浅,由此也常常生发出怀念故乡亲友之情。这首诗虽沿用乐府古题,但反映的却是陆机自己的感情。
诗的开端六句,交代有客自故乡来,诗人急忙出门迎接。首句点应诗题。“念君”二句,以故乡客口吻点明作者离乡时间之长,以故乡客远涉而来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般,为下文的问讯作了铺垫。“江湘”,偏指长江,因从江东至中原无须经湘江,诗人此为协韵而已。“濡迹”,涉江时沾湿的足印,二字概写故乡客行旅的艰辛,起到以少胜多的效果。“投袂”两句,刻画诗人迎接故乡客的急切状态,神情毕肖,透过这毫无斯文气的动作描写,读者可以联想到诗人平素对乡音的殷切企盼。
接下来“拊膺”二句,写诗人见到故乡客的激动情态。诗人连用“拊膺”“携”“掩泪”几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创造出一种极端伤痛的氛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那积抑已久的悲情。重情是魏晋思潮的一大特征,由于个人意识加强,魏晋文人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了更敏锐更强烈的感受;在情感的表达上,也冲破了汉儒“温柔敦厚”、“哀而不伤”诗教说的抑制,敢于尽力宣泄。陆机不仅在理论上首标“诗缘情”之说,而且在创作上大力实践之,他“观尺景以伤悲,俯寸心而凄恻”(《述思赋》),往往尽最大的努力来强化自己的感情。“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不正是这种创作倾向的流露。
“借问”八句,写亲友零落,桑梓倾覆的惨淡现实。重逢乡亲,自然就要问讯故乡亲友的情况。而世间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亲友的存亡问题,譬如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的八十岁老兵,他“道逢乡里人”,最挂念的也是“家中有阿谁。”“恻怆论存亡”,同样真切地表现了陆机的这种心情。然而,答案却令人黯然神伤。“亲友多零落”六句,展示了一幅极其惨淡的图景:亲友大部分零落了,有德望的老人则全死光了;昔日豪华壮丽的官府殿堂倾颓殆尽,或沦为杂草丛生的荒丘,或沦为商贩出入的集市;放眼望去,郊原坟冢垒垒,松柏郁苍。六句诗,“亲友”两句和“坟垄”两句形成相反相成的强烈比照,“市”与“朝”,“城阙”与“丘荒”,也对比鲜明。这都体现着作者巧妙的艺术匠心,只有通过这种对比组合,才能创造出沧桑陵谷的气氛和惊心动魄的感染力。
结尾四句,诗人把亲友零落、生命短促的现实痛苦升华为对整个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悲叹感伤。“道”,此指自然规律。信,确实。“崇替”,衰亡,灭亡。“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宇宙间万灵万类终归要走向衰亡,人又岂能获免!着一“信”字,更见沉痛。既然人的衰亡是宇宙之必然,那每个人都在劫难逃了,零落者的今天,便是“我”的明天,于是诗人便在一曲欲解不能的伤叹中收束全诗:“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惟,思。“俯仰”二字突现诗人敏感的时间意识,与悲伤萦怀、感慨淋漓的气氛相吻合,更易产生“每读一过,令人辄唤奈何”的效果。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这首诗是嘲讽秦观的诗风。秦观是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词风格柔弱纤丽,修辞精巧,元好问称是“女郎诗”,露讥讽之意。这表明元好问崇尚的是象韩愈那样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但是元好问的这种倾向性鲜明的审美观点过于绝对化,文学艺术可以也应当有多元的审美风格。刚健雄浑固然可贵,婉约秀丽也有娱人之美。在诗歌风格上,应当允许审美主体各有其好。不过作为生长在北方,仕于金王朝的诗人元好问来说,倾心于诗歌的雄浑苍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从《全唐诗》所收鲍溶的三卷诗看,鲍溶到过南方很多地方,取道襄阳或许不止一次。这是一首写襄阳的怀古咏史诗。
这首诗写了襄阳太守杜预沉碑的故事。杜预,西晋时著名的政治家、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杜预本人极有才略,但是好名。他曾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长期驻襄阳。
此诗前两句:“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沉碑,指杜预刻二碑记功之事。襄阳城西北十里有万山;其下有沉碑潭。《晋书·杜预传》:“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古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自此以来一直为后人所传闻。后两句:“湘江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湘:系“襄”误。这两句是说:襄江并未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山谷。那沉入水底的碑文,应该还是清晰可见吧。这里说明人的功业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沧桑而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