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
这首题为“赋半面女髑髅”的词，是吴文英借对神秘莫测的鬼魂世界的描述，反映对现实人生的消极悲欢，也借由此触动的情感创伤，寄托了他对不幸女子青春生命的哀悼。
吴文英是南宋末情感丰富而颇具幻觉的词人之一，他以奇妙的想象和凝炼生动的笔调从另一视角去赋女髑髅。将它幻化成了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的活的女鬼。
她一如生前一样，睡得之后以钗燕轻轻梳理长长的香云。钗燕即玉钗，为妇女首饰。“云”即指妇女浓密的秀发。“钗燕拢云”意味着粗略草率的梳妆，显出睡意未消，心情慵倦，以此从侧面地暗示了其难掩的天然丽质，古时人们相信，鬼魂也同活人一样生活着，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生活在阴间，而活动在夜深人静之时。她“睡起时”已是夜半更深了。南宋诗人曾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句。这女鬼悠扬而轻易地从隔墙折来杏花枝嬉弄玩耍。这里所表现的不是单纯的鬼趣，而是欲以说明她并未忘记春的到来。而特别折下标志艳丽春光的杏花，则表明她对人间美好事物依然留恋。第三句掉回词笔点明所赋的词题。在幻觉中词人觉得这已不是“半面女髑髅”，而是“青春半面”的美丽女子，妆饰如画。以上三句极其恰当地描述了女鬼的生活情趣，词笔都是轻快活泼的。在“细杏三更花又飞”句，词情突然转变，以凄厉而悲惨的意象表示一个年轻生命的夭折。这种不幸的夭折，世间不知有多少。而从面前的这半面女髑髅，使人自然地又想到这也是一个早天的生命。“花又飞”令作者的想象离开本题而勾起对美好情事的感伤。自然地过渡到下阙的自我抒情。
“轻爱别”是词人惋惜这早天的女子轻易地便恩爱永别：“旧相知”是幻觉中觉得半面女髑髅好似旧日相知的情人，因为她的命运也是如此。简短的两句，包含了说不尽的人世沧桑和死生无常的凄凉情感。
词情在此之后转为强烈，紧接的一句“断肠青冢几斜晖”推向高潮。青冢借指妇女的坟墓。现实环境中，芳冢旁挂着几缕落日的寒晖，特别容易令人感到凄凉和心酸，这里便埋葬着昔日所恋的情人，触景生情，怎不悲痛欲绝。“断肠”正表达了这种悲痛的强烈程度。结尾两句，词意大大转折，作者似乎也试图以超脱的心情进行自我安慰，以减轻悲痛。但这里的“花”并非指鲜花，而是“断红”。这很切词题，以“断红”借指旧日相知的亡灵，它有感有知，任风吹起。可是词人却有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努力使心境趁归平静。结尾两句本欲以淡语忘情，但从全词所表现的那种对那死去的年轻女子的同情、爱怜之情和由此引起的内心的波澜，都足以说明留在心目中的许多深刻的印象是不易轻轻抹掉的。
从这首词的内容看，很显然已是他晚年的作品，其间寄托了词人无限的哀思。这首词在艺术表现方面将幻觉的描写与主观抒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词意较为含蓄曲折，甚至有些晦涩，但其间却隐藏着作者不愿为人所知的真实情感。联系作者一生的际遇看，读者亦不难看到这首小词优美的辞情和生动的形象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的。
这是一首叙事诗，描写的是跟随刺史崔敏自郊外回来应邀造访居住在城郊的卢少府一事。诗用白描手法，描写了几个生动场景，形象地描绘了楚南的朴实民风，体现了诗人“民利民自利”的社会观，表达了诗人谪居南荒悲愤而凄凉的心境。
诗的开篇便点明郊居的地方是在湘江岸边，孤零零的没有邻居，世俗的尘网难以束缚，人人自珍自重。永州地处偏荒，人口稀少，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记载，永州“元和初仅有户八百九十四”，环境宁静，但也冷清。诗的后六句描绘了卢少府城郊住处的安静祥和的景致：莳芍傍柳，正是夏月；泉回路转，垂藤绿竹，环境清幽。主人十分热忱，设筵开樽，虚室以待。楚南民风有陈年老酒专待贵客的习俗，此风至今犹存。“国老”、“贤人”来了，打开陈年老酒，倾尽家有招待客人。出门碰上的是鹅儿戏客，看到的是鸥鸟相爱相亲。在这幅极具楚南风情的画卷中，既有淙淙的泉水、依依的杨柳、浅浅的卵石、垂挂的藤蔓、深绿的竹林，又有鹅儿的欢鸣、鸥鸟的爱语，还有陈年老酒的芳香，更有主客对饮时的笑语欢声。环境幽静，气氛祥和。
柳宗元从“生人之意”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出发，曾提出“民利民自利”的政治主张。在《晋问》中曾为封建社会描述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人们按照常规生活，得到自己需要的物资，人人按照社会的规范规范自己方便自己；社会上的物资可以自由流通；长幼亲戚和乐共处，每个人都把敬老爱幼看作是自己的责任，用不着感恩戴德；没有兵灾刑罚之苦，也没有追税逃役之难。这实在是《礼记·礼运》中设计的“小康”社会的具体化。诗人笔下的郊居生活，人的感情是淳朴真诚，自然景物是清幽活泼，正是这种理想社会的缩影。
然而理想与现实是矛盾着的，因而诗中描写得愈和乐，就愈能衬托出诗人谪居南荒的孤凄、心境的悲凉与不平。本诗白描叙事，而意蕴深远。句句祥和，字字清泪。首联“无邻”，幽静中透视着诗人的孤独；“世网”里显出诗人的惶恐与无奈，明是羡慕别人，暗里悲怆自己。颔联一“莳”一“开”，一“延”一“值”，民风淳朴，反衬出官场的险恶。颈联的“回”与“转”，写的是幽清的景物，咏的却是诗人的九折愁肠；“依”与“间”，雅静里寄托诗人的无限希望。最是尾联自然高妙，是写实，更是写意，语意双关。从写实看，上路偏偏被鹅儿们戏弄，诗人调皮的语气中突出了丰足、和乐。但“闻道”又可以作懂得了道义，有了渊博的知识解。懂得了道义，反倒落得个听猿猱哀鸣、众鸟啾号的境遇。鸥鸟尚能相亲，自己却过着“囚拘圜土”的生活，这是怎样的不公？联想到《惩咎赋》“既明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的语意，自然美景忽然化作诗人的诉说，不平的呐喊，抒发了诗人对自由的热烈向往之情。
诗平中见奇，乐中怀哀。正如苏轼评柳诗所说：“而其美常在于酸醎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诗人玉屑卷之十五·柳曹仪》）
《项羽本纪》为《史记》的名篇，项羽是司马迁重点刻画的历史人物之一。这篇赞语作为《项羽本纪》的结尾，用极为简洁的文字，对项羽的一生作了历史的总结，颇具权威性。项羽乃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为此这篇赞语也就从传奇处入手：虞舜和项羽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然而两个人都是双瞳孔，司马迁以两个人在相貌上的这种共同特征，将项羽和虞舜联系起来，从而提出自己的疑问：难道项羽是虞舜的后代吗?这就更突出了项羽这个人物的神秘色彩。
在论述项羽的光辉业绩时，司马迁强调了他创业的艰难，同时又突出了他发迹的迅速，以及他在历史上的显要地位。秦末群雄蜂起，逐鹿天下；而项羽本无尺寸之地，却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成为天下霸主，政由已出，是数百年未曾出现过的英雄人物。尽管项羽未能履践天子之位，可司马迁还是将他列入专为帝王设计的“本纪”之中。在司马迁看来：项羽顺应了历史潮流，抓住了机遇，同时又具备了杰出的才能。项羽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灭秦称霸的大业；然而仅仅过了五年，他便败在刘邦的手下。司马迁从两个方面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一为他杀义帝而自立，结果众叛亲离；二为奋其私智而不效法古代。司马迁论述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不全面。笔者认为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失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项羽勇猛过人却生性残暴，不听谋士范增的建议，一错再错，最终众叛亲离。哪怕重回江东，也不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