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首联“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句,是写国民政府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和假慈悲的伪道学形象;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生活奢靡,在骄奢淫逸中虚度光阴。同时,为了掩盖他们杀人无数的凶恶嘴脸,装做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在杀人场边作道场和法事,口口声声要超度亡魂和救下民于劫难之中。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查旧帐》中所描述的军阀、政客的善变和不认旧账:“今之名人……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个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首联通过绮罗幕后的奢靡生活,杀人场边的道场,描写了他们假慈悲的虚伪生活。揭露了国民政府政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拜佛念经,宣扬迷信,推行愚民文化,使得整个文化艺术界一片邪靡之气。
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句,进一步写了文化艺术界景况的荒芜。子规一啼,自然使芳草变,象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文坛的惨遭摧残,一些文人的变节转向、刊物和作品的被禁,使得文化艺术界荆棘一片。
颈联“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句,则讽刺了国民政府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能,鲁迅嘲笑他们的无能平庸,产生不出什么作品。鲁迅在1935年2月4同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正是很好地对此联作了解读:没有什么供品可以供奉千佛,也没有什么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娱神佛和乐众,也只能难为如梅兰芳这样的艺人了。
尾联“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句,既写了作者写作此诗时的情境,也象征着作者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自信的看法。正是秋夜,风雨交集,但毕竟是己到夜中,且有鸡鸣之声,天就快要亮了,象征着作者所预见的中国和民众终将觉醒的信心,黎明终将来临。于是作者点燃了一支烟,又振奋精神开始写作作品。
全诗含意深广,概括力强,对比鲜明,讽刺尖锐。通篇以形象入诗,活用典故与比喻,语言含蓄,旨意精微,脉络清晰。
刘过虽终身未仕,但对北伐甚为关心,一直期盼全国统一。该词即是作者这种心境的最好体现。词的开篇从听觉角度对“秋阅”开始前和刚开始的景象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万马不嘶”,足以让人联想到当时整肃的军容以及严明的军纪。随即,“一声寒角”陡然响起,嘹亮之极。“寒”字用得妙,既与词题中的“秋”字呼应,又烘托出战场上的肃杀气氛。 “枪刀突出”三句,又从视觉的角度,在不同侧面描绘了演兵场上的盛况;“人在油幢”三句,从士兵写到将领,描绘了张路分指挥千军万马的仪态:只见他“羽扇从容裘带轻”,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君知否”三句,点出张路分“曾系诗盟”,即参加过诗人集会,展现出这位善于用兵治兵的统帅的另一面,使人物形象愈加丰满、完整。
下片“龙蛇纸上飞腾”三句承接上片,写张路分文采飞扬、才思敏捷的一面,进一步强调了将军的能文能武。“便尘”以下几句写张路分的内心世界。通过描写拂拭佩剑的动作,表现了其不甘于平凡的志向。末三句写秋阅结束时的情景以及作者的感慨。“归来晚”一句,表明演习时间之长。“随军鼓吹”,听起来也好似“边声”,足见作者北伐抗金的迫切心情以及期望朝廷尽早出兵的急切心情。
全词风格豪放,极具画面感,是宋词中描写军事场面的优秀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