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五言律诗是怀人思乡之作，大概是寄给越中家属的。

　　首联借清瑟以写怀。泠泠二十五弦，每一发声，恰似凄风苦雨，绕弦杂沓而来。长夜漫漫，枯坐一室的诗人谛听着这样凄神寒骨的音乐，怎不倍感哀怨呢？瑟是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其声悲怨。相传“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古诗中，瑟是一个常见意象。多与别离之悲相联系。如钱起《归雁》“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是说瑟的音乐魅力使雁不胜清怨飞来了。古代别离、行旅、闺怨、边塞诗中，“瑟”与“雁”这两个意象，常常连带着出现。瑟曲中有《归雁操》，脱胎于湘灵鼓瑟之神话，即湘江女神为表达对死于苍梧的丈夫——舜的思念而鼓瑟。朱光潜先生说“写景必显，写情必隐”，这两句托伤情于瑟曲，此为隐；且诗人又用“怨”“哀”二字加以强调、凸显，使之为全篇定调。

　　颔联以繁笔铺陈，用“孤灯”“楚角”“残月”“章台”等常见意象加以层层渲染，突出“夜思”之苦。上句是写诗人困守寓所，孤灯独坐，又听到苍凉悲切的“楚角”声，可以想见其内心该是怎样的酸楚！守城戍卒的思乡之曲极易勾起游子的乡愁。唐诗中，“角”与“雁”这两个意象亦常连带出现。如李涉《晚泊润州闻角》诗云“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连江渚上的大雁都不忍闻此角声而惊飞，可见其声之凄恻！一样的，这一联竭力不提听者感受之如何，而径直以实景烘托——“残月下章台”，写一钩残月挂柳梢，那清幽、昏黄的光在地上筛下班驳的影子。诗人望月怀人，多么渴望能与亲人故旧团聚啊！残月未圆，更增几许凄凉。这一联对仗工稳，用词平易而有余味。“章台”是唐诗之通用意象，原为汉代京城长安街道名，街多柳树，唐时称为“章台柳”，以后章台成了“柳树”的代称。如李商隐《赠柳》：“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沈伯时《乐府指迷》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此说未免极端，但也说明隐喻是唐诗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

　　颈联点题，揭示所思的原因——“故人殊未来”。诗人用“芳草灯云暮”起兴，衬托其守侯之苦。“云暮”，即“迟暮”之意。芳草绿了，又枯了；而故人依然久久未来，可见诗人的失落与怅惘。“芳草”亦是唐诗常见意象，多指代春天，或象征美好的青春等。韦庄诗常用“芳草”喻指美好时光之难永驻。如其《残花》诗云：“江头沉醉泥斜晖，却向花前痛哭归。惆怅一年春又去，碧云芳草两依依。”以碧云、芳草依依衬托美人迟暮，韶华不再。又如《台城》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乌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以江草依旧喻指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灯”、“殊”两字形成鲜明对照，表达了诗人内心望穿秋水而不得的失落。

　　尾联承“故人”一句递进一层，揭出思乡之苦。“殊未来”，长期不知“故人”音讯，凶吉未卜，于是他想到了写家书；可是山长水远，“乡书不可寄”，这就更添几分悲苦。结句以景收绾。“秋雁又南回”，点出时当冷落的清秋节，每每看那结伴南飞的大雁，诗人内心就不禁情潮翻涌，秋思百结。着一“又”字，说明这样郁郁寡欢的日子，他灯过了多年，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也无可奈何；这就将悲情推到了一个高潮。这两句意境，与杜甫的“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一样，空灵幽邈，含情无际。

　　全诗擅用音乐造境，以景象寓情，前两联着意蓄势，曲尽其妙；后两联一吐衷肠，酣畅淋漓。俞陛云说此诗之佳处在“前半在神韵悠长，后半在笔势老健”，实为肯綮之言。

　　此诗叙述了织妇终年辛苦而生活艰难，在官府租税和高利贷剥削下，连麻布衣都穿不上的情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以第一人称来写，紧紧围绕织妇的勤与贫着墨，层层递进，对比鲜明，语言质朴自然，一字一句，读来感人肺腑。

　　首联是诗人的口吻，客观描述了织妇的辛劳。它通过劳作的重复性、贯性和紧张性透析而出。这两句虽与织妇之叹无关，却注入了诗人叹其所忙、叹其所苦。以“夏”与“春”字对举，以“重”与“复”字相照应，突出织妇之勤。

　　颔联是织妇的口吻，但仍重见出所叹。相反却道出了她的希望、热切的希望。绢重脱轴、丝重落车就想着如何用它们去输官、赎典，惟独没想到自己。她织的是希望。

　　颈联又是诗人的口吻。前句绾结首联，言其年复一年、整春整夏为蚕而忙。后句写她的衣着一布衣、布裳。为了强调，诗人虚去了动词，又着一“仍”字。这就使诗人叹其所忙、所苦的心态更为突出。

　　尾联深沉的诗句，抒发了织妇心中的愁情，表明织妇的生活每况愈下，与唐代诗人于濆的诗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辛苦行》）一脉相承。这又是织妇的口吻。前句“犹自可”表明她对布衣布裳并不在乎，还多少带有满足之感。只是在“今年无麻”的情况下，她才发出“愁我”的喟叹。诗至此戛然而止。

　　诗人如此写“叹”，确实很精到。一方面，写织妇之“叹”不在“输官”、不在养蚕人无罗绮穿，也不在“布衣仍布裳”，这就不仅独到新颖，而且也相当深刻。远比张俞《蚕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来得深刻。另一方面，写自己“叹织妇”也很灵活，既可叹其重叹，如叹其所忙、叹其所苦，又可叹其已叹，愁其已愁，如结尾两句。这就拓宽了“叹”的内容，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这首词主要描写的是一对夫妇的新婚画面。此词首句即告知主人公已十八岁，尘世行走多年。在这里纳兰运用东方朔的典故。此典故足可说明“十八年”弥足珍贵，也暗示主人公之将结束岁星式生活，“堕”人世间，但这是注定的，也只有叹惋吁惜可慰主人公。另外，主人公之素爱“吹花嚼蕊”，甚至“弄冰弦”，也只孤单一人，所以发出“多情情寄阿谁边”也属正常。

　　下片，写新婚之夜最是动人。头戴紫玉钗的玉人，愈发诱人。说起紫玉钗，又牵扯出一曲故事。据唐蒋叻《霍小玉传》知，此紫玉钗是昔日霍王小女欲戴之饰，值万钱，却不知何故丢失，令人费解，终被做此紫玉钗的老人识得。在这里，无论紫玉钗怎样丢失，又怎样复得，全无关紧要，关键之处是其“值万钱”，何其珍贵，如此珍贵之物配玉人，可见玉人有多尊贵，有多娇媚。最动人之处，在末句“相看好处却无言”，玉人及“我”皆情至深处，可见一斑。

　　纳兰性德这首词，用典较多，是一大特色，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对主人公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词中词句工整，第五、六句即是例子。该词上片与下片，情感表达流畅，上片“多情情寄阿谁边”既出，下片即是新婚之夜，中间部分环节虽简略，却刺激读者发挥想象，回味无穷。

　　词人运用语句之突出，令人赞叹。首句“堕”字。表现心理状态，第二句中“弄”也如此。下片“冷”，生动地写出端坐之久。“多情情寄阿谁边”的发问在下片中得到了最好的回答。究竟“十八年”来“堕”世间，是福是祸，怕是很难说清，据“相看好处却无言”可知：怕是福更多。由此可看出，主人公的早熟，对人世间尘世作“堕”的看法，也由玉人的到来而竟“无言”，可谓尘世间事事事难料，更何况短暂人生。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毛诗序》说《周颂·敬之》是“群臣进戒嗣王”之作，不仅与诗中“维予小子”的成王自称不合，也与全诗文意相悖。无论从字面还是从诗意看，《周颂·敬之》的主动者都不是群臣，而是嗣王（即周成王）。诗序之所以说“群臣进戒嗣王”，或许是出于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平定叛乱、克绍基业而又有所巩固发展的考虑，其善意用心无可厚非，却并不合乎实情。

　　此时的成王，已逐步走向成熟，他在《周颂·敬之》中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对群臣的告戒和严格的自律。

　　首六句为第一层。成王利用天命告戒群臣，由于他的天子身份，因而很自然地具有居高临下的威势。“天维显”、“命不易”，形式上为纯客观的叙述，目的则在于强调周王室是顺承天命的正统，群臣必须牢记这点并对之拥戴服从。对群臣的告戒在“无曰”以下三句中表达得更为明显，其中“陟降”只能是由周王室施加于群臣的举措，而“日监在兹”与其说是苍天的明察秋毫，不如说是强调周王室对群臣不轨行为的了如指掌，其震慑的意旨不言而喻。

　　后六句为第二层。年幼的成王，面对年龄较长的群臣，往往采取一种谦恭的姿态，这里表达严于律己的意愿更是如此。成王自称“小子”，承认自己还很缺乏能力、经验，表示要好好学习，日积月累，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负起承继大业的重任。但是，群臣却不能因此而对成王这位年幼的君主轻略忽视，甚至可以玩之于股掌，成王并没有放弃对群臣“陟降”（此处偏重于“降”）的权力，也没有丝毫减弱国家机器“日监在兹”功能的打算，更重要的是，成王的律己，是在以坚强的决心加速自己的成熟即政治上的老练，进而加强对群臣的控制。年幼而不谙朝政的成王，群臣对之或许有私心可逞（但还会存有对摄政周公的顾忌）；而逐渐成熟的成王，决心掌握治国本领而努力学习的成王，群臣对之便只能恭顺和服从，并随时存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诗中的律己也就产生了精心设计的震慑。

　　《周颂·闵予小子》《周颂·访落》《周颂·敬之》《周颂·小毖》这一组诗，诗中由“闵予小子”、“维予小子”、“维予小子”到“予”述及的成王自称，可以体现成王执政的阶段性，也可看出成王政治上的成长和执政信心的逐步确立。

　　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它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得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世。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自宋玉于《九辩》中留下“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即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我言”说出的是诗人的自信，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阔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一个“排”字，所蕴涵的深意，尽在不言中了。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它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素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冶情的美的感受。

　　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扬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