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对吴人歌《陌上花》事作了概括的叙述。首句由眼前景物写起:春天时节,陌上鲜花盛开,蝴蝶在翩翩飞舞。这迷人的春色,跟“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时的景象并无不同。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吴越王朝早已灭亡,吴越王妃也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令人凄然的故事传说。故次句紧承首句,转出“江山犹是昔人非”,由眼前的景物联想到已成过往的人事,两相对照,发出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概。三四两句着眼于吴人歌《陌上花》事。尽管吴越王朝!的遗民已渐渐地衰老,但游女们仍在长声歌唱《陌上花》,以寄托对王妃的追忆与悼念。这说明《陌上花》流传颇广,在吴人中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二首写吴越王妃春归临安情景。春天来了,陌上的无数山花争奇斗艳,王妃按照惯例,乘坐富丽的翠軿,又来到了临安,吸引了过往的路人竞相观看。诗人以“山花”“翠軿”来衬托王妃的青春美貌,又以“路人争看”渲染王妃归来的盛况,透露出吴越王朝曾有的一点承平气象。三四句是设想之辞。意谓如能留得青春在,王妃即可遵从吴越王的嘱咐“缓缓而回”,尽情观赏临安旖旎的春光。“堂堂”,指青春。唐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摧人故故生。”青春,一语双关,有青春年华,也有春天之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然而,无论是春天还是人的青春年华,都不可能永存长在,因而,“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类的风流轶事也必然有终结之时。
第三首慨叹吴越王的去国降宋。头两句即以鲜明的对照说明:吴越王及其妃子生前的富贵荣华,犹如草上的露珠,很快就消失了,但其风流余韵死后仍流传于《陌上花》的民歌中。前者是短暂的,后者是长久的;帝王的富贵与吴人无关,而他们的风流轶事,由于含有普通人的情感、爱情的因素以及多少带有悲剧的色彩,故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致通过民歌来传诵。最后两句写吴越王虽然已去国降宋,丧失了帝王之尊,却仍保留着“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惯例;可叹的是,“王妃”的身份已改变为“妾”,“路人争看翠軿来”的盛况大概不会再出现了。细品诗味,其中不无诗人的深沉感概和委婉讽喻。
这三首诗中都贯穿了“江山犹是昔人非”的历史哀思,而宛转凄然则成为作者的抒情基调。全诗虽以“吴越王妃每岁必归临安”的轶事为题材,却委宛曲折地咏叹了吴越王朝的兴亡,带有怀古咏史的性质。诗中感慨人世荣华富贵,虚名浮利的过眼云烟,皆如那草头露,陌上花,转眼即消逝凋谢不见;人们生前的一切荣华富贵,全如那清晨草头上的露水,不多久就散发消失;死后所留下的美好名声,也全如那路上的花朵,很快就会凋枯谢落。民歌原来就“含思宛转,听之凄然”,经苏轼润色创作的《陌上花》,既保留了民歌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朴素自然的风格特质,又显得语言典雅,意味深长,诗情凄宛。诗中多用叠字,如“垂垂”,“缓缓”,“堂堂”,“迟迟”等,不仅恰切地描摹了人物的情态,且能增加节奏感和音乐美。
前人对唐代诗人、画家王维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论。倪瓒的这首曲子描写江南水乡的景色,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此曲先写深秋季节,江面上飘浮着淡淡的烟霭,江水更加澄彻,好像白练。接着写雪霁初睛,绿蘋红蓼,显现生机。最后道出了作者对当时现状的一丝不满,但不影响对自然美的表达和美好愿望的展现。
一个雪后晴天,一江秋水白练似的向远处平铺舒展,在残雪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明亮。水面上淡淡的烟霭似乎还带有一些寒意。天空中征雁数行,飞向南方,似乎勾起了作者的离愁别恨。展眼望去,水边的绿蘋、红蓼参差错落有致,把这幅“秋江雪霁图”点缀得更加素雅,更富有野趣。然而,港汉深处凄清哀怨的吴歌声却又使这明丽的画面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怅惘色彩。一叶小舟荡桨而出,歌声、桨声惊起了滩头休息的白鸥,扑簌簌地飞向远处。
如果说它是一幅图画,那它就是一幅简洁凝炼的山水图。秋水如练,此乃画之空灵飞白处,再烘染于寒烟,则氤氲满纸。此又是画中常用的染晕之法。绘画中有水墨取韵,见笔得骨之说,倪瓒此处正是先求其韵,而后以飞雁“出俏”。而绿𬞟红蓼则于画面中微着色彩,得此一笔,则画面灵活而有生气在江天、雪天的映衬下,此“小景”便更是全图之俏丽处了。而“吴歌荡桨”“白鸥腾空”,则又使静态的图画中显出动感。作者在此未具体描绘吴娃之态,若将其作画观,则此船此桨当微露于绿𬞟之上,隐然于红蓼之中,此又是画家常用的“藏头露尾”之法。整个画面远景、中景、近景层次分明,虚实相生,頗见画家倪瓒的构图匠心。
然此曲毕竟又是“诗”,它又具有诗的魅力。诗中有画固然为佳境,但仅限于此,却还不足,妙处当还在画中有诗。画只能凭视觉去体会,而诗却可以将人之心境妙托字间。此曲以“寒烟”先暗点一笔,以“离愁”表明心绪,而哀歌之声,则非诗不能点出了。为此,此曲就不是一首单纯的写景之作。
但更耐寻味的却是作者心底的思绪。作者并未完全忘情世俗,超脱实心灵深处的幽怨微妙地叩击着他的心弦。“眼底离愁”是什么作者并来明说。倪瓒晚年预感国势将乱,疏散家财而遁迹江湖,其“离愁”也许就是因此而来,也许不限于此,还有更深一层的底蕴。总之,作者一方面把大自然写得那么美,一方面又透露出内心的不平静,完整地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
这首《咏牡丹》是宋代大臣王溥的作品。这首诗一反人们对牡丹一向喜爱赞美的心态。诗人先拿枣桑来示例:枣花虽小,秋后有枣儿甜脆可口;桑叶很柔弱,能养蚕结丝,美艳的绫罗由桑叶生成。而牡丹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虚妄的外在美。
题目用“咏”,先顺从人众的普遍心理定势,先诱导读者,诗人可没说牡丹的坏话,是要歌咏它。读者乍一看,心理必然想着,歌咏牡丹者多矣,王溥难以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这样想着,就好奇地往下读,结果却读出了对牡丹的说三道四。虽然有些生气,但细品,诗人的审美情思落在了两个点上——外表美和实用美。诗人担心人们不服气,先拿枣桑来示例:枣花虽小,秋后有枣儿甜脆可口;桑叶很柔弱,他能养蚕结丝,美艳的绫罗由桑叶生成。还有,她的美艳,她的光彩,耀人眼目,让人心荡神怡,诗人是知道的,但他有意无视这些,因为,这些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虚妄的外在美,仅此一点,牡丹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她一旦开完美艳的花,就花去枝空,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好赞美的。诗人用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至于读者读不读,读懂读不懂,认同不认同就不是诗人的事了。
这首词意象凄凉,蓄蕴悲惋,喟叹逝者如斯,感伤时运无奈。就思想意义来说,格调一般,但其表现手法,却不乏令人称道之处。
上片以“柳絮”起调,便使词趣带上了几许忧伤,因为杨柳飞絮之时,春已阑珊,而柳絮又从来是优伤的载体。故尔一见“柳絮” ,便意味着春光将逝,便自然生悲生愁。而“年年三月暮”更使“柳絮”带来的忧伤增添了许多。“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则使忧伤形象化、具体化。“十里湖边”路上的美景由于柳絮飘飞而绿肥红瘦,美景不复在眼里,其怅恨之情溢于词表,妥帖而形象。但说柳絮“无落处”却分明有悖于事实。众所周知,柳絮落地为土,遇雨为泥。苏东坡还相信“杨花(即柳絮)落水为浮萍”(见《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原注)之说。关于“无落处”,词人不顾事实,硬是说柳絮“无落处”,分明是寄托自已飘蓬无定的悲惋的。既然柳絮“无落处”,它并不能飘到哪里去,只能随着风低低地飘去。这一笔使柳絮不仅不能直上青云,而且也不能再“万转千回”,只能是“低低去”了。是柳絮恋人,还是人恋柳絮。这倒无须穷究,但这意象中所融进的衰颓和沉落却是不难体味的。
过片“满眼颓垣欹病树”,词脉直跌而下。诸君看到的是伤病的柳树倚着残破坍塌的墙。这画面不仅令人悲酸,简直更令人痛苦。再加上“满眼",便一丝丝生趣都不见了。三月过后是这般惨象么,这是象征什么,还是寄托什么。暂立此存照,下文将谈到这个问题。“ 纵有余英,不直封姨妒。”是说即便枝头上还残留着剩余的花朵,也敌不住风神因嫉妒而吹得它们离开枝头漫天飞舞。歇拍处又出现两个意象:“ 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前者紧承“封姨”而来,是“妒”的具体内容,极富肃杀意味;后者遥扣“年年三月”,可见逝者如斯的喟叹。
全词意象凄婉,而旨趣模糊,读后使人觉得气淤胸塞,但究竟缘何而情,实在难以明言直述。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周济“出人说”的词学理论。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曾详言“寄托”的出人有无,用谭献的话来概括周济的观点倒要简便得多:“以有寄托人,以无寄托出”(《复堂日记》)。以此观之,这首《蝶恋花》以“柳絮年年”起笔,以“河流日夜”作结,其中的时间难再的感伤十分的显豁。但从空间来说,“柳絮”、“莺花”、“颓垣”、“病树”、“余英”、“封姨”、“烟里黄沙”等,均似有所指,却又令人三思而难得其解。若联系周济《宋四家词笺序》说的“宜和(1119—1125)之时泰穷将否,危机已动,外荣而内瘁。鸣其盛者,虽极铺张粉饰,而幽优之思潜动于不自知”一番话,其《蝶恋花》词,似不无射时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