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臣“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受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
此诗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首句至“兼问致折何因缘”,主要是描绘折臂翁的外观形象,并向第二段过渡。第二段是全诗的主体,自“翁云贯属新丰县”至“万人冢上哭呦呦”,长达三十四句。此段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事,不仅使诗产生了真切自然之感,而且增强了诗叙事内容的可信程度。第三段自“老人言,君听取”至结束,诗人又直接出面,发表议论。
这位老人的籍贯属于原来的新丰县。他本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逢圣明的朝代,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开元时期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代;他不懂得旗枪弓箭为何物,而听惯了宫苑梨园中传出的歌舞管弦之声。可是好景不长,天宝时期,云南一带烽烟四起,朝廷大肆抽丁,在凄惨的哭泣声中,儿子告别母亲,丈夫告别了妻子。因为他们听说云南泸水一带,瘴气迷漫,更何况还要徒步渡过那热如沸汤的大河呢!据说前后奔赴战场者,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这一年,他二十四岁。很不幸,征兵的名册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夜深人静,他偷偷地用石头将自己的手臂砸断。从此他变成了残废,但也由此逃脱了远征云南之苦。作为一个断臂的残废人,他是不幸的,因为六十年来,伤痛时肘折磨着他;但他从未后悔,因为他又是幸运的,他没有做云南万人冢上的望乡鬼,他毕竟还活着,虽然活得并不舒服。
作品最后一段“老人言,君听取”云云,旗帜鲜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开元时的贤相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而滥用武力,对于杀敌有功的天武军牙将郝灵佺并没有论功行赏,仅在次年授他为郎将,这样做防止了与少数民族的纠纷,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杨国忠之流为达到个人邀功固宠的卑鄙目的,不惜开边寻衅,视数十万人的性命为儿戏,驱赶他们到环境极为恶劣的边远地区去作战,造成千万个家庭的悲剧,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者把宋璟与杨国忠作了鲜明的对比,其褒贬倾向不言自明。他对宋璟的行为是赞赏的,他反对不义战争,希望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显示出诗人的宽大胸襟和善良的愿望。
此诗在结构上很有特色,完全符合诗人《新乐府序》所谓“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要求,有如常山之蛇,首尾照应。在表达作者的主观倾向时,仍不忘以新丰折臂翁的悲惨遭遇作为富有说服力的活见证。
上片,以衬托之笔,写乐女们敲击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方响演奏《凉州》曲的过程。“花满银塘水漫流”,点明演奏情景。“花满”喻乐声如花朵遍地开放:“水漫流”喻乐声如清泉漫流。方响击时需要着水于其中以调音,故有“花满”、“水漫”的效果,这是苏轼惯用的通感技法。由乐声、花满、水漫流,即是由听觉、视角、视角的挪移,给人以愉悦的美感。“犀槌玉板奏《凉州》”,点明方响是由“犀槌”和“玉板”演奏出《凉州》曲。“犀槌”与“玉板”,说明了乐器的贵重。《凉州》曲,说明了乐曲的广泛。 “顺风环佩过秦楼”,进一步渲染方响击打的效果。“顺风”说明了乐女的步伐很快,“环佩”说明了乐女的浓妆打扮,“过秦楼”说明乐曲随乐女来到了理想的歌楼。整个上片,着力渲染方响进入了大雅之堂,赢得了美好的效果。
下片,以带有神话色彩的笔墨,写方响超常的艺术力量。“远汉碧云轻漠漠”,写方响声穿透了“远汉”、“碧云”的艺术效果,即感动天地。“今宵人在鹊桥头”,写方响音成为传媒,成全“鹊桥”聚会的恋人,即感动神明。“一声敲彻绛河秋”,写方响的音响彻“绛河”的秋天,即感动时节。
全词,记述了从地下发掘出来而由乐女演奏的方响及其效果的全过程。运用衬托、用典与想象之笔,极力渲染了方响作为国宝的超常艺术力量。苏轼让其重见天日,重现灵光,重传原音,重显价值,表明了苏轼对中华文物的珍惜之情很深。
第一首诗用的是苏武和田横的故事。苏武是汉武帝派到匈奴去的使者,被匈奴扣留。在匈奴期间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于是匈奴就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田横是齐国君主田氏族人,与从兄田儋、兄田荣一起反秦。后来,韩信破齐,田横自立为齐王,归附彭越。彭越归汉后,田横就率领其宾客和部属伍佰人逃至海岛。后来刘邦先许以封侯安抚田横,未成,就威逼田横归汉。田横从大局出发,同意去洛阳议事,至洛阳附近三十里处自刎,以头献刘邦,刘邦以王礼葬田横。苏武后来归汉了,而李白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长安呢?这是诗人所困惑的。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一样,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诗人以苏武、田横自况,表现其不屈的气节。
第二首诗这里化用了崔骃(字亭伯)和李陵的故事。崔骃为幽州从事时,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通,后来刺王失败了,崔骃被提拔为侍御史。后来窦太后临朝,他与窦宪不合,被窦宪排挤,让他“出为长岑长”,他认为太远了,就不去就任。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亭伯去安在”。李陵是汉将,与匈奴战,失败了,投降匈奴。李白写这两个人的故事,反映了李白内心的复杂性。亭伯是逃避的,李陵是投降的。李白是想逃避呢,还是想投降?只能留给人们去思考。李白这次奔走的目的地是长安。虽然自己所面临的情势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李白在路上也不得不换上胡衣,这正说明了当时形势的严峻。
第三首诗用的是鲁仲连的故事。鲁仲连,亦称鲁连,战国时名士,多谋略,善言辩。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以利害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20余年后,燕将攻占并据守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忧虑、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其封官嘉赏。他都一一推辞,退而隐居。李白将自己比作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鲁仲连能够成就功业而隐居,而李白呢?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才华和谋略不能被采用而心中忿忿。
第四首诗用的是申包胥的典故。从这首诗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此时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之所以跟从永王,是因为想效法申包胥恸哭乞师,以救国家之难。
第五首诗主要抒发诗人在奔亡途中的迷茫情绪。前半部分重在描写途中所见的景物,其景语都是情语。茫茫湖水、青青芦叶都可以看作是诗人愁绪的反映。夕阳就要落入大江对岸的西边了,而诗人的归心还不知在何处,其愁绪不言自明。后半部分进一步抒发愁情。歇马在春草迷离的路边,可见在战乱中不知往哪儿走,诗人心中非常迷茫。而在这个时候又听到了子规鸟的连声啼叫,在几近亡国的危局中又听到这样凄惨的叫声,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无疑更是加深了诗人的愁情。
这五首诗是后人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骃、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上片写作者第一次于早春时节赏游西湖的情景。西湖之春来得早,去得快,蕴含时光易逝的遗憾。“尝爱西湖春色早”直抒胸臆,以西湖早春与暮春相对比,表明对西湖早春的喜爱之情。早春虽是“腊雪方销”,乍暖还寒,但“已见桃开小”,预示好景在前,风光无限。而暮春却是“顷刻光阴都过了”。“倾刻”句表明在作者的感受中,美丽的春天一下子就过完了,很快就看到那绿叶苍翠成荫、红花稀少凋零的暮春了。这种感受中作者伤感的不仅仅是春天过快地逝去,他伤感的是韶华和生命如这春光一样无情而逝,充满了悲怆的味道。只余“绿暗红英少”,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这同下片“老去”构成对应,使人明白他为什么喜爱早春了。上片作者描绘了一幅早春图:冬天的雪刚刚消融,桃花就蓓蕾初绽,显得特别美丽可爱。西湖的春天可谓既来得早又很美丽。不过,在此时的作者眼中,美丽的西湖春景稍纵即逝。
下片以阔达的胸怀宽慰自己,抒发作者趁有余年以及时行乐的心态。“且趁余花谋一笑”的“余花”,表面是指“红英少”,但实际是指作者余年。虽有“笙歌”、“艳态”“萦绕”周围,但已无“风情”可言,只能任人斟酒,以谋一醉。即使光阴易逝,也要把握现在的美好,快乐地生活,所以趁着西湖还有几朵余花,赶紧欣赏。何况此时身边还有佳人在吹笙歌唱助兴呢。这是作者自我宽解之辞,词情转为旷达。然人老了,无论怎么样尽情畅饮,但毕竟不如少年风情,不可能再有少年时的浪漫豪放情怀。“老去”句,词情又一转,旷达中又有几分无奈。
全词乐景入笔,词情由乐而哀,变而为旷达,转而为无奈,将迟暮之人赏春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得细致人微,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