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人借朋友游丛台之事，将朋友眼中见到的丛台景象加上自己的感慨，描绘出丛台一片荒凉萧索情景，抒写了自己吊古伤今之情。首联交待作诗缘由，次联写远望之景。颈联以对比手法，衬托丛台之荒凉，有声有色。尾联以往日赵武灵王之豪侈繁华与眼前台上长满绿苔的荒芜景象再作对比，更见出今日丛台之落寞凄凉。诗以写景为主，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令人回味无穷。

　　诗人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所写景物也不是一般的景象，而是诗的意象，即这些景物包蕴诗人及客人吊古伤今的情思。为了表达这种情怀，诗人除了采用意象叠加的方法，还采用了对比联想的手法来涤化。诗中所写的白云、树木、野去、绿苔、山鸟等，无不与昔日丛台的人、事、物相关联，这是对比的关联；从昔日丛台之盛对比今日丛台之荒，从而表达出富贵不存、时光难再、人世沧桑的感叹。如诗的颈联和尾联，写当年丛台上弦管齐奏，歌声婉转，舞袖翩翩；众多美貌妃嫔和绝色宫女，身着绮罗，环绕台前，那是多么欢乐。如今各式早已风流云散，只剩得山鸟乱啼，野去怒开，年武灵王与惠妃金舆玉辇的车辙都附满青苔了。这种对比有着很强的抒情效果，且用语清新，耐人寻味，写景如画，富有景致。

　　诗的前四句写诗人在不寐之夜对周围环境的感受。诗的后四句，由回首往事生发开去，以豪放洒脱之词，抒发出深沉激烈之情。表现了诗人壮志未酬的悲哀。全诗脉络分明，针线细密，无懈可击。

　　陆游的山阴故居，乃水乡泽国，家中备有小船，所以他可以“萧萧白发卧扁舟”，酣然入梦。老诗人的身体躺在家乡的小船里，可心中仍在思虑着国家大事。当年和他意气相投，以恢复万里关河期许的朋友，有不少已经与世长辞。六年前，范成大卒；五年前，陈亮卒；四年前，赵汝愚自杀；是年初，朱熹卒。——这便是“死尽中朝旧辈流”所指。“中朝”，即朝中，朝廷。韩愈《石鼓歌》有“中朝大官老于事”。朋辈凋零殆尽，诗人自己也已是风烛残年，只落得“老病有孤舟”。

　　但是，他那颗时刻不忘恢复中原故土的赤子之心，仍在顽强地跳动。身临前线虽不可能，可“故国神游”却谁也挡不住。据赵翼《瓯北诗话》统计，陆游记梦的诗有九十九首之多。对统一大业的热切盼望，使他朝思夜想，形诸梦寐。“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也许，诗人从军南郑时“铁衣上马蹴坚冰”、“飞霜掠面寒压指”的生活，又出现在梦境。也许，诗人悬想过多次的“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的景象，又呈现在脑海。也许，诗人一向怀抱的夙愿“关河可使成南北，豪杰谁堪共生死”（《猎罢夜饮示独孤生三首》），因朋辈的殒折和年华的流逝而益渺茫，才在梦中一展宏图。“孤枕梦”之“孤”，自是实写，然又恰与上联之“死尽”相对，照应极严。秋风秋雨声惊醒了诗人的美梦，把他从梦寐以求的万里关河天气了，四山的秋色和着雨丝风片一齐向他袭来。回思梦中的情景，再看看自己现在的处境，他不由得想起两位古人——郑虔和李广。

　　“郑虔自笑穷耽酒，李广何妨老不侯”，唐玄宗时郑虔文才很高，他的诗、书、画，曾被玄宗赞为“三绝”；但生活贫困而嗜酒。汉将李广长于骑射，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屡建奇功，但命运坎坷，终未封侯，最后自杀。陆游自信文可以比郑虔，武可以比李广，而自己晚年的遭遇也与郑、李相仿佛。就在写此诗的前一年，他已被准予致仕，实差和祠官一并勾销，不再食俸。“生理虽贫甚”（《致仕后述怀》），但“绿樽浮蚁狂犹在”（《题庵壁》），酒还是不能少的，只好自己酿造（见《村舍杂书》）。这两句的“自笑”和“何妨”，是句中的诗眼，透露出诗人的心曲。“自笑”，非自我解嘲，而是欣慰之情的表现。当他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决定辞官时，曾写过一首《病雁》诗，其中说：病雁“不辞道路远，置身湖海宽”；而自己“虽云幸得饱，早夜不敢安”，于是“乃知学者心，羞愧甚饥寒”。忍饥寒而免羞愧，故有欣慰之“自笑”。“何妨”者，境界颇高，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可作为注脚。诗人所关心的，决非自己的名位权势。大而言之，是国家的统一；小而言之，是品德的高洁。既不能进而兼济天下救苍生，便退而独善其身持操守，纵未封侯拜相，也无所谓。况且，在内心的坦然、村酿的陶醉之外，还有少年时的风味积习，增添了无限的情趣——“犹有少年风味在，吴笺着句写清愁”。

　　这里的“清愁”既是前面所写“孤枕梦”的余波，也是秋风秋雨的阴影。梦里的万里关河，醒来变为一叶孤舟，梦中的驰骋沙场，醒来变为老病卧床，集中到一点，就是“白头不试平戎策，虚向江湖过此生”的终生遗憾，“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声声慢》）“清愁”之情与“清秋”之景交融，情景相生。

　　全诗脉络分明：首联中之“卧扁舟”，对上而言，紧承诗题《枕上作》之“枕上”，对下而言，内启“孤枕梦”的出现，外启“四山秋”的环境描写；风雨惊觉后，梦境变为实境，但思绪未断，由想象中的“我”，回到了现实中的“我”；于是乃有“自笑”、“何妨”之论；尾联“吴笺着句”云云，再回应题目《枕上作》，重点则在“作”。堪称针线细密，无懈可击。

　　该诗前四句是写龙宫滩之险奇，接下面两句则是诗人触景生情，景心互动，产生了共鸣。特别是那“宵残雨送凉”之句，天将破亮，可还是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小雨送凉，这个“凉”字在此既是写实又是写感。阳山是个山区，气候宜人，加之龙宫滩这个特殊之地，又是“宵残”之时，确实是个地道的“凉”。再个是诗人含冤遭贬阳山一年之多，满腹的委屈和压抑，平时犹如一把无名之火，燃烧在心头，终焦躁不安。今幸遏大赦，当然自觉自待，“凉”在心头了。这一个“凉”字写活了诗人独享的快意。

　　该诗最后两句写到：“如何连晓语，一半是思乡。”此景此地，此时此情，一旦梦醒，自然会心情激动，睡意全无，打开心的话匣，滔滔不绝直说到天亮，说的是故乡河阳老家，都是他最最思念的地方。该诗另一半想必是他回朝后，要大展宏图，实现他不懈追求的宏愿。该诗情景相融，浑然一体，主题明朗，语序流畅，是历代中华诗词中一枝独秀的奇花。

　　此诗中写尽了水势之浩荡，波涛之汹涌，惊涛令人如闻狮吼，骇浪激流快如闪电。就连经验丰富、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船老大，对此情景也不敢掉以轻心。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