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上阕从痴情人忆的感受写起、“枕函香，花径漏。依约相逢，絮语黄昏后。”起首四句写回忆里的室外情景：荏花径泄露春光，枕头都留有余香的美好日子里，他与伊人在黄昏时见面，絮语温馨情意绵绵。这里运用“黄花”、“瘦”等意象暗喻了她也为相思而受尽煎熬。此中情景都是想象之语，而以实笔出之。
下阕阳句写别后词人相思成痴、痴情人幻的迷离之景。前两句写她在闺房里，寂寞地掩着屏风，青绿色的衣袖低低垂下．似是欲说还休。后两句，词人心魂则由彼处，倏然飞回此处。写这时候他依稀听到了她那脉脉传情的箫声，只是不知人在何处。“何处吹箫，脉脉情微逗”，情转温软醉人。“肠断月明红豆蔻”，接下来一句则再由幻境回到现实。写如今夜色沉凉，月光照在院中的红豆蔻上，那红豆蔻无忧无虑开得正盛，让人触景伤情： “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于是又联想到曾与她同处在月下的情景，而如今月色依然，人却分离。月亮永恒，恋情却苦短，在这月的孤独落寞中，昔日繁华凋零，词人反问这句清丽而沧桑的“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比起“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更显情深、意浓，凄凄惨惨戚戚历历可见。
全词虽迷离恍惚，但层次分明。上阙起始于这痴情人幻的感受。先写室外情景；下阙则是转回到室内的描写，以反诘的收束，将其如痴如幻的情怀表达的更为透彻。该词描写月夜怀念所爱之人的痴情，柔情婉转，语辞轻倩，似丽人姿容初展，风神微露。
词的小序昭示了词人灵感激发、感而赋词的创作契机。
上片“海言飘零”一句，描绘现时飘泊异乡、凄凉身世之状，既写自己，亦写姬人。语虽无奇，却极沉痛，非国破家亡、颠沛流离者不能道出，这句是全词情思感发的中心枢纽，词人的千愁万感，词作的千情万状，率皆由此生发而来。接下来五句措以虚笔，写故国歌舞升平，恍若梦里天上一般。“金屋”，华丽住宅，“银屏”,银色的屏，二句极写帝王生活的奢华、淫糜，类似于“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李白《妾薄命》）的故事和白居易描写杨贵妃“珠箔银屏迤逦开”（《长恨歌》）的名句，暗讽之意顿现。词人点化这些历史典故，虚笔点染，借以代指本朝故事，寓意便非同寻常：一来将宋君亡国同秦帝汉主唐皇帝的荒淫误国联系在一起，摆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反思，暗含讥刺之意，批判深刻，二来又将这种切身之感和故国之思推宕得很远很远，恍如缅怀秦皇汉武历史陈迹一般，再着以“坠露飞萤”绘虚清缥缈、忽闪迷离之状，“梦里天上”写亦真亦幻、虚实相间之境，便将这种深沉的历史反思和剜心切肤的身心感叹藏锋敛迹起来，表面上似乎是淡语、景语，以虚笔出之，而实际上，虚幻之表下掩藏着沉重的历史意境。“问当时”以下诸句转写姬人，故国老姬，身怀绝艺，善鼓琴瑟，犹记当年遗谱。而挥手鼓瑟所弹皆为哀惋之音，既似黄鸾呖呖，又似山泉叮咚。这里，怀绝艺、善鼓瑟，盛赞姬人美质，林莺呖呖、清泉泠泠，比拟琴瑟好音，而“遗谱”“哀弹”，恰似一层薄雾轻纱，笼罩在尚未显露的明亮基调之上，使之呈现出灰蒙阴霾之色，渗透出绵延无尽的哀绝情思。故国情思的魂灵，激越着身世哀感的热血，贯注在清亮似黄莺流转、清越如山泉潺湲的琴瑟好音当中，殷殷呈现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美感。
下片开始，经过形式上的停顿、过渡，词人的情感波澜微息，意绪渐生。他冷静地冋顾了姬人的遭际和故国的衰亡。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几度风雨变幻，而今身世浮萍，鬓变星星；山河破碎，二帝被掳，几经干戈击撞，而今家国易主，干戈飘零。“尘飞沧海”是化用了有关麻姑的典故，“东海三为桑田”，所以“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见葛洪《神仙传》）。“龙庭”，指金人王庭，这里，词人沾濡着深沉的反思意绪，描绘出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统治的沧海桑田的巨变，意思恍惚，措笔凝重，在风云变幻、岁月飘摇的更替之中，渐渐崭露出了山河破碎、物是人非的境况，渗透出不胜凄怆的气氛。接下来“写胡笳幽怨”三句，再将笔墨集中到姬人身上，当年花容月貌一般的美姬，飘零异国他乡，蹉跎无情岁月，如今已是身心憔悴，人老珠黄，再也没有图画一般的美貌。这本身就是一幅图画 ，一幅浸润浓郁故国之思的美人迟暮图，它幽然唤起了一种象征，一种国家兴衰的象征。因而，它同“舞彻中原，尘飞沧海，风雪万里龙庭”的狂歌烂舞、沧海桑田、金人一统天下等画面交织叠印在一起，便显得哀惋痛绝，寓意深广。从个人的遭际中折射了国家的破亡，在人生的感喟中涵濡了世事的渺茫，国家兴衰的象征意义愈加明晰。而结尾文处一句轻飘之言，又把读者带到真正的现实，凉月、青灯，一切都已成陈迹，恍然如一场春梦。
此词最大的特点是运笔巧妙，对比强烈。梦里天上，金屋银屏，而现实却是国破家亡，今昔难比。往日美姬成憔妇，昔日佳音为遗曲。强烈的对比、强烈的情感，体现了词人对于国家灭亡的痛惜，自己晚年飘零异乡的孤独。
全诗十八句，可分为前后二部分，前八句借韩信事自喻。淮阴人韩信，开始为布衣，“贫无行，不得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者”。后来碰到一位“漂母”，她见韩信饥饿，就给他饭吃，一连数十日。……当时淮阴屠中有恶少公开欺侮韩信说：你虽然个儿大，还喜欢带着刀剑，其实是个胆小鬼，如果你有胆量不怕死，就用剑刺我，如果贪生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冷冷地看了他们一下，忍受着暂时的屈辱照办了。“众皆笑，以为怯。”……后来韩信碰到汉高祖刘邦，得到重用，为汉朝的开国立下大功，被封为淮阴侯。韩信出头后，“召所食漂母，赐千金。”这个故事一直为后人传诵。八句诗概述的就是这段史事，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李白自幼聪颖，满腹经纶，自认有韩信那样的辅国才智，自比眼前遭遇有如韩信未遇汉王前在淮阴的处境。“少年相欺凌”句，是否李白在邠州也遭到过像淮阴屠中少年欺韩信那样的事，今无可考。但落魄文人到处受人白眼，在李白诗中多有记载，其忍气吞声的苦状可以由此体会。“屈体若无骨”句，原出蔺相如故事，此处承前之意仍应指韩信受辱事。意思是说，韩信从恶少袴下钻过，是一时之辱，而心中却怀抱着自己的“壮志”。“一遭龙颜若，啸咤从此兴”两句是说：韩信遇到刘邦后，受到重用，从此叱咤风云，为汉朝的统一大业大大地干了一番事业，为人万古传颂。
“而我竟何为”以下，由上八句咏史转入言志。这十句又可分为几层，前六句慨叹自己的困顿处境。李白二十四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去成都，下渝州；二十五岁出三峡，过荆门，到江陵，游洞庭，登庐山，抵金陵，二十六岁往扬州，西达陈州；二十七岁娶妻孙氏，遂家安陆，直到三十四岁西谒长安。这期间他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饱尝旖旎风光。但其真正目的在于从事干谒活动，广交豪士，寻求政治出路，希望以布衣直接进入仕途。据《与韩荆州书》所云：“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他的干谒活动从十五岁就开始了。其诗歌中明白记载的如：二十岁谒益州长史苏颋，得到称赏，说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二十六岁由扬州谒陈州刺史李邕，《上李邕》诗：“大鹏一日同自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以大鹏比，语极狂放；二十九岁谒安州李长史遭辱，后来连交情较深的裴长史也不理解他，一次又一次干谒失败。三十岁已是而立之年，本望来京都能有所获，结果仍是一无所得，“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长相思》）。
李白来邠州以后的遭遇，还是一派凄寒孤寂的惨景：“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这二句与前一句“寒苦坐相仍”是写气候，写环境，写愁情。北风呼哨，客舍枯坐，两手如冰，一腔苦水，无法倾吐！同时同地之作《邠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中有句：“哀鸿酸嘶暮声急，愁云苍惨寒气多”“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正好用作这几句的注释。“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是写世态、写人情。“故友”当指入长安前曾八、九次干谒过的裴长史等一班人；“新交”或指来长安拜见的张垍、来新平后结交的同族李粲等。投靠无门的一介书生，旧友既不能扶持救济，新知也没有谁能怜悯。
最后四句“摧残槛中虎，羁绁韝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李白以猛虎、雄鹰自比，说自己目前的处境，有如被囚的猛虎，任人“摧残”；有如束缚着的雄鹰，不能展翅。呼哨腾越、博击长空之宏志无法实现。李白自少以神鸟大鹏自况，廿五岁那年在江陵遇见道士司马承祯，作有《大鹏希有鸟赋》，后改定为《大鹏赋》，希望自己能像大鹏那样展翅翱翔，为国家建立功业，对前途充满信心，他是乐观的。这年他才三十岁，风华正茂，所以坚信“腾风云”，“申所能”的机会一定会到来。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榜样，以山川鱼鸟为比拟，咏史言志，赋物抒情，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一个特色。他对光明前途的执着追求，对暂时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首诗中也表现得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