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
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
诗是志的凝结，只有身处无可奈何之境，怀有万不得已之情，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才能写出好诗。徐灿身遭国变，家事复有难言之隐，而己身又在病中，以其善感之心，如何能堪！因而写下这首优秀的《永遇乐》。
清晨，小雨未停，气温变冷，帐中的主人公抱着衰病之身，更加感受到节候的无常。她是一夜未睡，还是临明惊醒，词中并未明说，只用“病怀如许”一句轻轻带过，随即详为叙写其情。主人公整整一天都感觉到愁病之深，直到黄昏，未得纾解，那华美的博山炉，香气袅袅，也只是徒增愁怀而已。恹恹，欧阳修《定风波》有“年年三月病恹恹”语；悄悄，则出自《诗·庸风·柏舟》：“忧心悄悄。”但是，令词人忧心的是什么呢？又打断不说，转为写景。杨花轻浮无根，所以为薄幸；燕子不忘旧巢，所以为多情。二者本非同类，不仅自然属性不同，人类所赋予它们的品质也不同，但现在却一齐来到了词人的窗前，细语低诉。看似矛盾，联系作者的身世，正见出其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状态，确是“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仍集中笔力写伤春。红雨，喻落花。刘禹锡《百舌吟》：“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但“几番”二字，却具见词人观察之细，感怀之深。一夜风雨，摧折花落，原在意想中，不过，词人却在一样狼藉的落花中，发现凋零的时间还有长短的不同，因而更加感到夜间风雨之威，不管枝头花朵多么具有生命力，仍然是不堪摧残。所以有“无端”之感，所以要“怨”.
过片由景到情，抒发主人公心中的感受。起首三句，刻画了深闺中盼归的女子形象。“嫩草”句出自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招隐之说，向有二解。或曰招致山谷潜伏之士，或曰含有离开朝廷，避祸远引之意。今取后者。徐灿的丈夫陈之遴原为明朝显宦，人清再仕，有亏品节。徐灿虽然心中不满，格于身份，无以表之，所以在用典时，赋予微言大义。可是，夜长梦短，连梦中都无法充分表达此中幽情，只有像屈原一样，“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这也就是“冷香浸佩”的意思。在这样的感情形态中，自然逗出“别有伤心处”一句。接下来三句，有两层意思。天气阴晴寒暖不定，就病中的主人公来说，当然是难以将息；但反清复明之大业渺茫难知，努力总是伴随着失望，不也使人感到愁之无极吗？于是末三句就专门写愁。渊源所自，见于赵德庄《鹊桥仙》“春愁元自逐春来，却不肯随春归去”以及辛弃疾《祝映台近·晚春》“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但翻进一层，又有发展。赵、辛仅说到春天带来春愁，因而希望春归之时，再把原样的愁带走。徐灿却认为，愁并不是静态的。它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到来，也随着春天的发展而增长。它增长到这种程度，甚至连春天也不肯放走，意即主人公的心里将永远为春天而感伤，永远有排遣不尽的春愁。这一写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翻出了新意。
读徐灿此词，难免让我们想起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确，徐词化用李词之处甚多。如“怨东风”数句，出自李《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永昼恹恹”数句，出自李《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半暖微寒”数句，出自李《声声慢》：“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词中的叠字，也和李清照的《声声慢》颇有渊源。宋代以后的女词人，在创作时，心目中往往有李清照在，这首词也可以提供一个例证。但徐灿和李清照虽然时代和身世有相同之处，但徐由于丈夫的仕清，显然有更多的难言之隐。像“嫩草王孙归路”这样的感受，李清照的词中就不曾出现过。因此，这两位不同时代的杰出女词人在对各自生活的感情体味上，仍然有不少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不独艺术上各出机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