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子吾家宝,神清慧有余。”俗话说“一子出家,七祖升天”,家里有一人出家,冥冥中上下几代,周围几族都要沾光,当然是“吾家宝”了。作为怀素大师而言,从小就是“神清慧有余”的。
“能翻梵王字,妙尽伯英书。”怀素也可能懂印度梵文。中国的草书,始于张芝,而怀素集其大成。
“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出家人如野鹤闲云,如怀素大师,至少在草书上是“无前侣”的。而其下笔,也如“孤云寄太虚”。没有如此的境界,也谈不上相应的艺术成就。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唐代草书,以张旭、怀素并称于世,张旭号称“癫”,一天疯疯癫癫的,而怀素则“狂”,成天疯疯狂狂的。在“癫狂”之中,“世界”也没有多重的分量。这两位草圣都是酒仙,怀素是僧人,悟道有资,如林酒仙、济颠只能是他的后辈。不是上界下凡,哪来如此神笔,可以说是“醉里得真如”了。
“飞锡离乡久,宁亲喜腊初。”“飞锡”云游四海,其态若飞。怀素出家之后,多年在外云游,难以归乡。今天是腊月初,因为“省宁”亲长,才得“飞锡”归来。
“故池残雪满,寒柳霁烟疏。”怀素幼小时在舅舅家嬉戏的水池,被冬天的几场大雪积满。池边的柳树在寒烟里显得稀稀疏疏,冬天柳叶早已落尽,当然“疏”了。
“寿酒还尝药,晨餐不荐鱼。”怀素大师这次“宁亲”的目的是为舅舅祝寿,当然也得象征性地“侍奉”一番。中国人讲孝道,“娘亲舅大”,出家人仍然免不了这一套习俗。吃饭时儿孙先品尝,称为“试毒”,为父辈们的健康把关。怀素是酒仙,不忘酒。但鱼是荤,这个戒不能破,当然是“晨餐不荐鱼”。
“遥知禅诵外,健笔赋闲居。”对于这位出家的外甥,这位当舅舅的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舅甥俩都是名士,又都是知已嘛。怀素是僧人,日常课诵仪规当然不能少。怀素大师的“健笔”,书法艺术也无须介绍了。唐代大师,没有一个的诗文会很差的。怀素大师的诗文也极好,大家所熟悉他书写的“自述帖”,笔文俱健。何况他“赋闲居”笔下所写的寺庙生活及其修行了。
此诗通篇赞誉之词,却无奉承之嫌,洋溢着浓浓深情。全诗使用了很多佛家用语,十分切合怀素上人身份。意境清新,蕴藉丰富,言有尽而意无穷。
《菩萨蛮·宿水口》是宋末词人洪瑹于途中投宿水口(今安徽省来安县水口镇)之时,即景抒情,写下的抒发羁旅幽思的小词。这首《菩萨蛮》,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符合一般小令的结构规律。在整个词中,词人的感情是有发展变化的,非平铺直叙的作品所能及。
起首“断虹远饮横江水,万山紫翠斜阳里。”二句写远景。雨后初晴,一道断虹斜插于东南方的长江之上,在夕阳落照之下,千山万水,一片紫翠。“系马短亭西,丹枫明酒旗”。两句转写投宿,兼及近景。短亭,古时修于官道旁;以供行人休息的亭子,大凡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系马短亭西”,说明客舍就在此近旁:“丹枫明酒旗”,说明客舍兼营酒水。短短四句,恍如一幅画卷,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色彩绚丽,诗意盎然。词人好象手握一枝调色彩笔,精心构画,于是画面上出现了红黄橙绿青蓝紫的彩虹,紫中带翠的山岭出现了,青旗(酒旗色青,亦称青旆)、红枫也出现了“断虹远饮横江水”中的“饮”字,带有“追琢”的痕迹。况周颐说:“词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际,此中消息,正复难言。”(《蕙风词话》卷一)可见他不是反对追琢,而是反对“太做”,即追琢过分。若“恰如分际”,这种追琢还是必要的。复有“明”字,青旗、红枫,判然可见,色彩明丽。
下阕抒写客居此地的孤独之感。换头“浮生常客路,事逐孤鸿去。”二句,谓词人奔走仕途,一事无成。“浮生”语出《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词人这里借用,表示了对仕途的厌倦。“事逐孤鸿去”,大概是说往事不可追寻,已逝之时光亦不能再返,感慨至深,故亦真挚感人。结尾“又是月黄昏,寒枫人闭门。”二句饶有韵味。从时间上看,上阕写夕阳时候,提到山犹染紫;这里说“月黄昏”,则已暮色苍茫了。其上着以“又是”二字,说明词人在外不知漂泊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尝尽了千愁万苦。时已云暮,词人只有点上寒枫,闭门独坐而已。唐人马戴《灞上秋居》诗有句云“寒枫独夜人”,词境似之,但换用“人闭门”三字,则变成有我之境,与李重元《忆王孙。春景》词的结句“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菩萨蛮》,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符合一般小令的结构规律。但前后对比,又有明显的映照作用:开始时词人远眺断虹饮水,斜日含山,心情比较平静、舒畅;结尾时闭门独坐,孤枫相伴,自然产生抑塞无聊之感。因此在整个词中,词人的感情是有发展变化的,非平铺直叙的作品所能及。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这首曲写的是暮春的怨艾,以景述情。风雨落花,残蜂剩蝶,鹃声绿杨,都是古代诗词伤春的习见景象。该曲兼收并蓄,却使人既不觉陈腐,又不嫌堆砌,这主要是因为作品风神清婉动人的缘故。作者先撷取了“夜来”与“晓来”的两个镜头。一夜之中,风雨大作,一个“横”字,一个“狂”字,令人想起“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欧阳修《蝶恋花》)的名句。风雨肆虐的结果,是西园花落满地,且此“满地香”也遭到“断送”,狼藉残败之情况可想而知。作者并不详述园中花卉遭劫的具体景象,而转向了“晓来”,风雨止息,蜂蝶来到旧地,却再不见昨日的繁华,“空游荡”,生动地表现出它们茫然不知所措的情态。蜂蝶无知,“游荡”也漫无目的,但入园寻春的作者却是有意识地寻觅那“红锦妆”的芳菲旧影,结果当然是大失所望,且意识到春天已到尽头,只能怅然嗟叹春神的迅速离去了。“问东君归计何忙”,有怅恨,有感叹,有流连,有无奈,这同李煜《乌夜啼》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一样,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这还不算,“东君”还留下了两件惹恨牵愁的礼物,一是“鹃声”,其鸣声同“不如归去”相近,一是“垂杨”,自古便是送别的象征。鹃声不遗余力,垂杨迎风自舞,可以想见,作者既有身处异乡不得遄归的苦衷,又有送客登程情肠百结的经历,这就将伤春之意写满写足了。
诗人在铺排暮春景物时,无不附以富于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词语,如“断送”、“空游荡”、“苦难寻”、“尽叫得”、“漫劳动”等,使景物成为人物心理的外化。对于种种伤愁的意象,点到即止,反映出一种惨不忍睹、不堪回首的凄情。末三句将阑珊的春事暗度入愁离伤别的人事,尤为细腻,悱恻动人,堪称是散曲婉约风格的上乘之作。
《湘妃怨》即《水仙子》。作者采用曲牌的这一别名,恐怕也同全曲“怨”的伤感主旨有关。这一曲牌的第三、四两句,可连可分。此处第四句“苦难寻红锦妆”不从上而从下,主语不定为蜂蝶而定于作者。这样断意的根据,正是基于全曲婉转流怨的情调。
这首诗是写古时的读书人,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一、二句表现书房的宁静,三、四句表明自己专心读书,因此,春天过去了许久,也不知道,只是在瓦雀影动、杨花入砚的惊扰中,才晓得已是暮春时节。语言平易,景物生动贴切,开头两句对仗得也很自然,增强了喜悦的气氛。
一二句“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十分宁静的书室,垂柳飞絮的季节,春风娇弱的日子,屋里似乎没人,几只麻雀儿悠闲自在地漫步在书桌上,柳絮轻盈地随风飘落,赖在砚台上不肯动弹,竟然无人拂拭。书室的宁静是由动态的画面表现出来的。这里感觉不到人的影响。不然,麻雀不能闲步书案,柳絮那得安卧砚台。这是以动衬静的反衬手法。
书室里其实有人,那是诗人,“闲坐小窗读《周易》”。然而,书室却宁静得似乎没有人的存在,看来书室的一切动静同诗人都毫不相干,他如老僧入定,全部心思都在《周易》这本书上呢。书室的宁静正衬托出诗人的宁静。
结句“不知春去几多时”是推进一层的写法,拓展了全诗的时间容量。诗句描写的是眼前之景,表现的却是一春之事,花开花落纯任自然,诗人未曾留意,何尝动心。进一步表现了诗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然而,这只是这首诗的表层意思。
“闲坐小窗读《周易》”,《周易》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理论基础,诗人通过这一细节,不着痕迹地透露了全诗的主旨。当诗人全身心地沉浸在理学世界中的时候,内心世界一片从容,一片自然和乐,世间万物都不能进入他的意识。诗人表现的是他的理学涵养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