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前二联用几个典故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入侵。他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做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情愫。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生灵涂炭,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非昔”。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铜铸的仙人尚且流泪,而作为有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他们的心情就不言自喻。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崩裂之痛”(清沈德潜语)。尾联揭示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青城是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金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降表的地方,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金灭北宋。而一百年后,亡国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其他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让诗人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一“兴”一“亡”,恰恰是天公的意旨。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的潮汐淘汰,唯有记载金廷兴亡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人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诗用了几个典故以寓亡国之痛。“霸上真儿戏”,用《史记》载汉文帝语,暗讽金国军纪松弛,早已潜伏危机,不料竟因此亡国;“华表鹤来应有语”,用“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城郭如故人非昔”的故事,比喻京城沦陷,“人非昔”矣;用“魏明帝迁徙汉长安铜盘人”故事,喻国祚转移。用古事古语,不着痕迹,如出诸己,是善用典者。“留着青城阅古今”,劫难之后仅仅青城还在,人物荡然无存矣!青城,是两朝痛史的见证。
元好问“纪乱诗”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谈佛理,后二首以写景见长,蕴藏禅理。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记载:龙兴寺里,有前刺史李承咥和僧人法林设置的净土堂,他们常在这里做法事。到此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净土堂的房屋损毁,佛像开裂崩塌。巽上人住在这儿,开始对此进行整理修复。刺史冯叙捐资修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巽上人,是已经修炼到了最高境界,理解最深教义的高僧。组诗第一首即以《净土堂》为题,记述重修净土院后佛堂修饰一新及诗人参与佛事的情景,抒发了诗人崇佛的心态。前四句为第一层:“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以议论开始,直接切题,从人生的苦难轮回中领悟到三种解脱的空门,即“我空、法空、空空”的佛道。二至八句为第二层:“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细腻地描绘了在净土堂做佛事的情景:华堂的净土,清晰的佛像,焚烧的檀香,诵唱的佛经,历历在目,声声入耳。结尾两句“稽首媿导师,超遥谢尘昏”,诗人叩首拜谢唱经的法师,遥遥地向他忏悔自己在红尘中的昏聩。他要抛弃人世欲望的种种烦恼,向往不生不死的涅盘之门;诗人还相信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已到了执迷的程度。
第二首《曲讲堂》,结构形式与前首大致相同。“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从设置曲讲堂的必要性落笔,经文需要讲解,高士讲经需为之设置讲坛,那么,曲讲堂的设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与假期?”进一步指出“默然的妙语也要假托言语的宣讲,将沉默与宣讲分开是无知的做法。”并认为中道与空相、假名本是一回事,不必分明名、相的区别。最后两句“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希望能弃绝听闻所得到的东西,通过认真思维而得到佛的真谛。全诗基本上是议论,充满佛教的术语,作者一心向往佛教的真谛,态度之虔诚,俨然一信徒。
《禅堂》与前两者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前三首以议论为主,风格大致相近,后二首别具一格,以写景为主。五代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诗句。芙蓉,一指荷花,二指木芙蓉。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木芙蓉比一般花卉高大,枝叶繁茂就像小树,庭院,路旁均可栽种。故湖南有芙蓉国美称。信仰禅宗的王维,也有一首咏芙蓉花的《辛夷坞》:“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亭》全诗分三层,以鲜艳美丽的芙蓉着墨,“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新亭里修建着红色的栏杆,四周开满了芙蓉鲜花。“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早晨的清风吹送了远香,寒冷的露水沾湿了鲜艳的色彩。前四句全是写景,像一副颜色绚丽、动静相间的水彩画。第二层“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继续描写芙蓉花。花朵潇洒地开放,呈现不同的姿态与容貌。芙蓉花盛开时,花朵缀满枝头,或白或红或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晨开的白花,下午因为光合作用侧变成红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笔锋一转,由花自然联想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到底是谁在巧夺天工,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丽的景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结句为第三层:“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从早到晚,留连芙蓉亭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秋月中,诗人静听断断续续地传来山寺的钟声,向往佛学禅境的思想不言而喻。禅院中有如此美好的景物,佛经中更是诗人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诗熔风景诗、咏物诗、山水诗为一炉,情景交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最后一首《苦竹桥》,更像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人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前人对组诗的写作评价颇高,曾吉甫《笔墨闲录》说:“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见也。“孙月峰评点:“五作俱就禅理发挥,最精妙。”汪森认为:“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然谈理而实诸所无,不若写物而空诸所有,在具眼者自当辩之。”蒋之翘指出:“五咏中《禅室》一首差胜。”孙昌武教授对《净土堂》《禅堂》也提出了批评:“这种诗,写法颇像六朝的玄言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说平庸陈腐的佛理。”(《柳宗元传论》)由于内容上宣扬佛理,导致当今的选本一般不选该诗。吴文治教授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选注了《芙蓉亭》《苦竹桥》二首。二诗的风格相近,特色各具,仅就诗题而言,前者鲜艳,后者暗淡。《芙蓉亭》描绘芙蓉,宣扬佛理如信手拈来,《苦竹桥》寓意深刻,从苦竹生发开去,抒发了遭贬的愤懑。要了解组诗,关键是要对柳的信佛有一个正确评价。不必为尊者讳,柳宗元的信佛是客观存在,不能简单地否定、肯定。首先,柳宗元贬谪永州,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精神摧残非常人所能承受,他之所以崇佛,是因为转移注意力,回避矛盾,以求解脱、安宁心情,这一点可以理解。其次,佛教虽不等于迷信,但也有迷信的成分。他在诗中宣传的“三空”、西方净土,流露出退避现实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应予批判的。再次,他对佛学有一个认识过程,通过钻研、扬弃,借它山之石,吸取佛学中对儒学相通、有用的内容,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评,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坚决予以反对。
第一段说明作者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华靡,崇尚节俭;虽受世人讥笑,自己却不以为病。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先交代了自己的家世,说明勤俭持家是他们家一贯的作风,这就为结尾教训儿孙应当厉行节约,以保持优良家风作好了铺垫。接着列举三个事例说明自己不喜欢奢靡的性格与作风;一是从幼儿时起,就不喜欢穿着金银华美之服;二是考中进士,参性闻喜宴时,独不戴花,经同年规劝,乃簪一花;三是平生布衣蔬食,但求蔽寒果腹,在遭到别人的讥笑时,也不以此为缺陷。文章是写给儿辈看的,在文中列举自己的生平事迹,现身说法,亲切动人。
第二段慨叹近年风俗侈靡,与宋朝初年大不相同,然后说居高位的人不应随波逐流。作者开始就列举风俗奢靡的具体表现:一是衣着日尚华丽;二是饮食趋向精细丰腴,以宋初士大夫家宴客情况与近年士大夫家宴客情况来对比说明。衣食固已如此,其余自可想见。列举两点以赅其余,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最后以一个反诘句,对居高位者随波逐流的做法,委婉地进行了批评。
第三段举出宋朝初年李、鲁、张三人崇尚节俭的言行性以表扬,赞叹大贤的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作者在指出近年风俗侈靡以后,又举出宋初大贤的节俭事例来反衬近年与宋初风俗习惯的不同。宰相李沆居第厅事前仅容旋马,他并不以为太隘,反而认为这里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地方已经很宽了。参政鲁宗道,由于家贫无肴果,只好宴客于酒家。张知自从当了宰相以后,生活享受仍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这这三个人都身居高位而能励行节约,保持勤俭作风。这样的深谋远虑,深为作者叹服。
第四段引用御孙的话性以解说,从道理上阐明俭和侈必致的后果。上述以近年风俗的侈靡与宋初大贤的节俭对比,从正反两面来突出近年风俗侈靡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引用了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的话,指出节俭是有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行为。人们生活俭朴了那么私心杂念也就少了。人们生活奢侈了,私心杂念也就多了。所以,他们做官时就必然受贿,在乡间为民时,就必然盗窃他人的财物。这就从道理上阐明了节俭和奢侈必然导致的后果。俭和侈的利害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段再以正反两面的事实为证,连举六个古人和当代人的事迹,说明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最后以训词收束全篇。
文章先叙述自己素来以节俭朴素为美德,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然,并说自己并非故作不同流俗而沽名钓誉,乃顺应自己的性情;又追忆天圣年间士大夫往来宴聚普遍尚俭的旧事,慨叹近日愈趋侈靡的风气;接着以本朝有识之士的俭朴美德为例,说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引述古人的遗训,分析“俭”与“侈”的得失利弊;最后以古人俭、奢的历史事实,阐明俭能列名得福,奢必招祸自败,勉励子孙行俭戒奢,保持家风。所论虽是为子孙后代保全身家性命着想,但于后世颇具教益。全文平实自然,明白如话,广征博引,说理透彻。虽是告诫后人,却不板着严肃面孔正面训诫,而是以老人回首往事、今昔对比的亲切语调信笔写来,未经心组织而自然成理。
首句“斯人清唱何人和”,以空灵夭矫之笔咏叹而起。句中用一“清”字,使此诗意境的清迥拔俗与文辞的清新秀朗一齐写出。全句亦赞亦叹,既盛赞沈下贤诗歌的格清调逸,举世无与比肩;又深慨其不为流俗所重,并世难觅同调。
沈下贤一生沉沦下僚,落拓不遇。其生平事迹,早就不为人知。当杜牧来到沈下贤家乡吴兴的时候,其旧日的遗迹已不复存留。“草径苔芜不可寻”,这位“吴兴才人”的旧居早已青苔遍地,杂草满径,淹没在一片荒凉之中了。生前既如此落寞,身后又如此凄清,这实在是才士最大的悲哀,也是社会对他们最大的冷落。“清唱”既无人和,遗迹又不可寻,诗人的凭吊悲慨之意,景仰同情之感,充分地表达出来。
三、四两句,就从“不可寻”进一步引发出“一夕小敷山下梦”来。旧居遗迹虽“草径苔芜不可寻”,但诗人的怀想追慕之情却悠悠不尽,难以抑止,于是便引出“梦寻”来:“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诗人的梦魂竟在一天晚上来到了小敷山下,在梦境中浮现的,只有鸣声琤琮的一脉清流和洁白澄明的一弯素月。这梦境清寥高洁,极富象征色彩。“水如环佩”,是从声音上设喻,柳宗元《小石潭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月下闻水之清音,可以想见其清莹澄澈。“月如襟”,是从颜色上设喻,足见月色的清明皎洁。这清流与明月,似乎是这位前辈才人修洁的衣饰,宛见其清寥的身影;又象是他那清丽文采和清迥诗境的外化,宛闻其高唱的清音孤韵;更象是他那高洁襟怀品格的象征,宛见其孤高寂寞的诗魂。“襟”,古代指衣的交领,引申为襟怀。杜牧《题池州弄水亭》诗云:“光洁疑可揽,欲以襟怀贮。”光洁的水色可揽以贮怀,如水的月光自然也可作为高洁襟怀的象征。所以,这“月如襟”,既是形况月色皎洁如襟,又是象征襟怀皎洁如月。这样地回环设喻,彼此相映,融比兴、象征为一体,在艺术上是一种创造。李贺的《苏小小墓》诗,借“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的想象,画出了一个美丽深情的芳魂,杜牧的这句诗,则画出了一个高洁的诗魂。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形象的描绘,那么后者则更多地侧重于意境与神韵,对象不同,笔意也就有别。
这是交织着深情仰慕和深沉悲慨的追思凭吊之作。它表现了沈下贤的生前寂寞、身后凄清的境遇,也表现了他的诗格与人格。但通篇不涉及沈下贤的生平行事,也不作任何具体的评赞,而是借助于咏叹、想象、幻梦和比兴象征,构成空灵蕴藉的诗境,通过这种境界,想象出沈下贤的高标逸韵。全篇集中笔墨反复渲染一个“清”字:从“清唱何人和”的寂寞到“草径苔芜”的凄清,到“水如环佩月如襟”的清寥梦境,一意贯串,笔无旁鹜。把避实就虚和集中渲染结合起来,显得虚而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