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此诗描绘了一幅平淡普通的生活场景,池畔观鱼,有儿童在垂钩钓鱼,有感而发,表现了同时喜欢鱼却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流露出淡淡的无奈。
“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绕着池塘,踱着方步,悠闲地观赏鱼游,风悠悠、水悠悠,心悠悠、神悠悠,鱼儿也悠悠。“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鱼群喁喁唼唼,看着“我”把食料悄悄地抛,轻轻地丢,却不料碰上了娃娃们两两三三要来此垂钩。他们扶短竿,抛长线,投香饵,下锈钩,把大鱼挂裂了腮,把小鱼撕破了喉,一池平明的水搅得腥风儿起,膻味儿浮。
同样一种爱鱼心,而反映在目的上、表现在行动中却是这样的不相同,各持一端,互不相让。爱鱼之心人各有异,“我”爱鱼给鱼施食,盼它长大;“你”却垂钩钓鱼,为图乐。两种心情是何等不同啊!即景写情,对比强烈,极易发人深思,从中引出各种“心各异”的情状和道理来。于平淡中见新奇,韵味悠长。
如果把此诗看成是一首痛惜贤臣遭受迫害斥逐的诗,那么,首章写那位遭受迫害斥逐的贤臣,他头戴素冠,身体瘦瘠赢弱,忧心忡忡,由外在形貌而及内心活动,将人物形象逐渐展现出来,颇有屈子行吟泽畔,“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的意味,带有浓厚的悲剧气氛。第二、三两章,首句仍写“棘人”服饰,前章“素冠”与此“素衣”、“素韠”由上而下地描绘出“棘人”全身服饰,“素”字使人想见贤臣清白高洁的形象。第二句“我心伤悲”云云,直抒诗人情愫。第三句“同归”、“如一”云云,表明诗人的意愿,思想情感较之“伤悲”、“蕴结”又进了一层。全诗人物形象鲜明,诗人情感深厚,每句均以语气词“兮”字煞尾,悲音缭绕,不绝于耳。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当贤臣遭受迫害斥逐之时,诗人毫无避忌之心,明确表示自己的同情心和与之同归的态度,此种精神难能可贵,于世情友道颇有教益。则诗人亦为贞良之士,可知也。
此诗从第一章写素冠、第二章写素衣,第三章进一步转入素色蔽膝,自上而下,一路写来,诗人所遇君子全身素裹,洁白的装束,素朴的品德,令人见之肃然起敬。
如果把此诗看成爱情诗,那么,每章首句就是以服饰代人,表示急切希望见到对方,次句诉说因见不到而忧思悲伤,末句说愿永结同心。
词的上片以佳期如梦、情人离去、雨败梨花、风吹柳絮等不如意情事,极力渲染愁怨的氛围,传达出伤心断肠的情绪;下片则描摹当年绮楼画阁、歌舞欢乐的场面,作为繁华、兴盛的象征,感叹“市朝更改”后的凄凉。全词多用对比手法,凄哀低婉,意蕴丰厚,十分含蓄。此词以一个饱经世态炎凉、彻夜孤栖难寐的思妇的口吻,喻写江山易代、缅怀先朝的感伤。
上片字面是写思妇伤春怀人的愁绪。“辜负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谓一派惆怅之情,开篇即溢于纸表。“隔期红兰堪采,上扁舟、伤心欸乃”一句,见于南朝梁江淹《别赋》:“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罹霜。巡层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即思妇见到带着晨露的红兰,倍觉独宿之凄楚。这几句词既是承彻夜未眠丽来的晨景,更是要引发读者对《别赋》所咏情境的联想。春景与闺怨,在词中已完全融为一体。仅就写思妇愁绪来说,此词已臻化境,具有很高造诣;而在字句之中,又寄寓着词人的故国之思,其境婉曲深沉,其情刻骨铭心,更显示出作者的过人才华。
下片从字面看,是而今孤寂难耐的思妇对昔日繁华生涯的追忆。“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下片的开头,也同上片的开头一样,发出强烈的感慨,定下全片的基调。“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则是对当年繁华情景的具体刻画,真个是彻夜笙歌,风流体态,与今日的孤寂冷落,恰似天上人间。
“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写的是回首当年后引起的感叹。“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千载。”意谓当年的盛况已一去不返,只留下永久的凄凉。转眼之间,一切皆空,不得不感慨万端。上下片合看,此词的抒情主人公当是流落民闻的豪门歌妓,一生经历了人世的荣辱升沉。其境遇,酷似白居易《琵琶行》中“夜深忽梦少年事”的商妇,在孤栖难眠之际,难免要回首前尘。
此词的突出特点,就是寄托遥深,明是写闺怨,实则抒国恨。“一自市朝更改”,实为江山易代。故此词今昔对比的忧思,远比慨叹世态炎凉深广。《琵琶行》中刻画的商妇,不过是失意官宦的写照;此词中塑造的思妇,则是爱国志士的喻写。因此,感情色彩强烈,也就成为此词的鲜明特点之一,几于句句酸苦,字字锥心。这两个特点,使得此词词气超迈,境界高远,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前人对此词境界深有理解,况周颐《蕙风词话》评此词与《莲社词》‘双阙中天’阕,托旨略同。”《莲社词》是南宋词人张抡的词集,“双阙中天”是其所作《烛影摇红·上元有怀》词的首句。张抡所作,直抒亡国之痛:“驰隙沆年,恍如一瞬星霜换。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夏完淳的词,也寄寓着故国之思,二者确乎“托旨略同”。可见简单地就字面理解,无法把握夏词的深意。
但是,夏词与张词,在艺术手法上迥然不同。一是深有寄托,一是直言抒怀。有人未把握这一差异,把夏词也当作直接抒情的作品,以至作出不够准确的解释:“这首词作于南都陷落之后。上片写故乡松江的眼前景物,触目烟花都成愁怨。下片回忆当年南都旧事,绮楼歌吹,都随逝水。表现出一个青年志士对国家倾覆的无限感伤。”照此讲法,夏完淳的故国之思,只因“绮楼歌吹,都随逝水”而起,简直大大有损于少年英雄的完美形象。而且,这种讲法将寄托遥深的浑融之作,解作直白生硬的浅陋之作,也大大贬低了此词的艺术价值。只有把该词看作借思妇哀怨表现亡国之痛,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领会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