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这是一首歌咏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诗。
描绘了民间庆贺春节的盛况和迎接新春的欢悦之情。春回人间,天下太平,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诗人认为不必走向东郊去迎春,因为千家万户都有春天的气息。全诗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表达出新春佳节的无穷意蕴,令人读之顿觉春就在身边。
前两句写大自然不断变化,春回人间,天下太平,佳节引人。因而路上“肩摩毂击”,人挤人,车撞车,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乐融融”地迎接春天的到来。盛况空前,喜形于色,到处洋溢着和乐融洽的气氛。
写到这里,诗人妙笔一转,用“不须”二字领起,说不必到郊外田间、湖畔、山麓去寻春迎春,因为大地回春,无一处没有春天的气息,无一家没有春天的景象。“春在千门万户中”的潜台词是,大自然的春天固然来到了,大自然的春光固然明媚,值得热烈欢迎,但人间的春却来得更早,春光却更美好,春意却更浓烈,天地间一片太平盛世,更值得热烈欢迎。满院春光、春遍人间的动人美景,新春莅临时的无限喜悦之情,妙含于此通俗易懂、意味无穷的七字中。
《菩萨蛮·宿水口》是宋末词人洪瑹于途中投宿水口(今安徽省来安县水口镇)之时,即景抒情,写下的抒发羁旅幽思的小词。这首《菩萨蛮》,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符合一般小令的结构规律。在整个词中,词人的感情是有发展变化的,非平铺直叙的作品所能及。
起首“断虹远饮横江水,万山紫翠斜阳里。”二句写远景。雨后初晴,一道断虹斜插于东南方的长江之上,在夕阳落照之下,千山万水,一片紫翠。“系马短亭西,丹枫明酒旗”。两句转写投宿,兼及近景。短亭,古时修于官道旁;以供行人休息的亭子,大凡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系马短亭西”,说明客舍就在此近旁:“丹枫明酒旗”,说明客舍兼营酒水。短短四句,恍如一幅画卷,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色彩绚丽,诗意盎然。词人好象手握一枝调色彩笔,精心构画,于是画面上出现了红黄橙绿青蓝紫的彩虹,紫中带翠的山岭出现了,青旗(酒旗色青,亦称青旆)、红枫也出现了“断虹远饮横江水”中的“饮”字,带有“追琢”的痕迹。况周颐说:“词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际,此中消息,正复难言。”(《蕙风词话》卷一)可见他不是反对追琢,而是反对“太做”,即追琢过分。若“恰如分际”,这种追琢还是必要的。复有“明”字,青旗、红枫,判然可见,色彩明丽。
下阕抒写客居此地的孤独之感。换头“浮生常客路,事逐孤鸿去。”二句,谓词人奔走仕途,一事无成。“浮生”语出《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词人这里借用,表示了对仕途的厌倦。“事逐孤鸿去”,大概是说往事不可追寻,已逝之时光亦不能再返,感慨至深,故亦真挚感人。结尾“又是月黄昏,寒枫人闭门。”二句饶有韵味。从时间上看,上阕写夕阳时候,提到山犹染紫;这里说“月黄昏”,则已暮色苍茫了。其上着以“又是”二字,说明词人在外不知漂泊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尝尽了千愁万苦。时已云暮,词人只有点上寒枫,闭门独坐而已。唐人马戴《灞上秋居》诗有句云“寒枫独夜人”,词境似之,但换用“人闭门”三字,则变成有我之境,与李重元《忆王孙。春景》词的结句“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菩萨蛮》,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符合一般小令的结构规律。但前后对比,又有明显的映照作用:开始时词人远眺断虹饮水,斜日含山,心情比较平静、舒畅;结尾时闭门独坐,孤枫相伴,自然产生抑塞无聊之感。因此在整个词中,词人的感情是有发展变化的,非平铺直叙的作品所能及。
贾岛以“幽奇寒僻”的风格著称,这一首羁旅诗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特色。
起句从听觉形象写起。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山村,远远便闻到山涧的潺潺流水声:“数里闻寒水”。在“数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凄冷。而映在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山家少四邻”。这一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相互衬托,生动地渲染出山村的萧索而冷落的氛围。首联点题,作者用淡墨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
颔联,重点描摹山区萧瑟阴森的景象:“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是鸱鸮一类的鸟。这种怪禽在荒漠凄寂的旷野上鸣叫,本来就令人闻而惊惶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下山,山区渐渐暗黑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此刻自然更加感到不寒而栗。这两句诗写声写色,声色均骇人听闻。诗的境界幽深险僻,自是贾岛本色。
诗人从数里外的旷野走向山村,一路行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夜幕悄悄地拉开。颈联转写夜景:“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边烽,指边境的烽火。唐代边烽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指今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月亮高悬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阒静,安谧。这时候诗人逐渐走近山庄。
尾联即写接近山村时的喜悦感受:“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诗人经过萧疏荒凉的山区旷野,终于隐隐约约地看到山村人家宅边常种的桑树柘树和茅舍上升起的袅袅轻烟,内心不禁感到无比的温暖与亲切,先前的惊惧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感情。结句“烟火渐相亲”,写得极富生活情趣与韵味。诗人对生活的感受相当敏锐,体验深刻,又着意炼句,因此,诗里的心理刻画也显得细致入微而耐人寻味。
这样,诗的格局便显得有波澜,有开阖,寓变化多样于章法井然之中。
诗的形象写得险怪寒瘦,境界幽深奇异,在中唐诗歌中确实别具一格。明胡应麟推崇“浪仙之幽奇”为“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从风格这一角度上看,这一评语也说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