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成》前两句“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赏花诗。”其中“十五年前”是指夫妇俩在青州屏居的时候，还是赵明诚死之前，夫妻二人在江宁的时候，这恐无人能考证出来。“花月底”指花前月下，也是古代谈情说爱的场景，正是甜蜜的过去反衬出现在的心酸。“相从”，这时指夫妻二人相伴相随。“曾”字点出了那过去的好时光，夫妻二人情趣相投。这是充满了李清照、赵明诚夫妇二人夫唱妇随，花前、月下、赏花、赋诗的甜蜜日子的回忆。
后两句“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旧时。”引用了唐代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中的诗境。与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写作手法相似。两个“似”字，前一个“似”是花和月似旧时，承接第一句的“花月底”。“安得”一词，是这两个“似”的转折。后一个“似”是心情再也不似旧时，让人感叹世间早已经是物是人非。
这是一首睹物思人的抒情诗，道出了李清照丧夫后孤苦落寂的心怀。
首二句“为向东坡传语，人玉堂深处”，以明快的语言，交待他“玉堂(翰林院)深处”，向黄州东坡表达思念之情，引起下文。这两句的语气，十分亲切。苏轼心目中，黄州东坡，俨然是他的第二故乡，所以思念之意才如此殷切。
次二句“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是“传语”的内容，是苏轼对别后黄州东坡的冷清荒凉景象的揣想。先设一问以避免平直。有此一问，便曳生姿，并能引出下文。“雪压小桥无路”，仍承上句带有问意，似乎是说：别后有没有人来？是雪压住了小桥，路不通吗？以景语曲折表达之，既富于形象性，委婉深曲。是与否之间，都表现了对别后黄州东坡的无限关心。
末三句“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紧承上意，亦是“传语”的内容，表达归耕东坡的意愿。“归去，归去”，直抒胸臆，是愿望，是决定，是决心。“江上一犁春雨”，是说春雨喜降，撬犁地春耕，补充要急于“归去”的理由，说明“归去”的打算。“一犁春雨”四字，使人自然地想起他所作《江城子》词“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的意境。“一犁春雨”四个字更是“皆曲尽形容之妙”，妙就妙捕捉住了雨后春耕的特殊景象，情感轻快。
作为豪放派代表词人，苏轼颇多气势磅礴之作；但他一生中也有很多淡雅清秀的词作，显示了东坡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这首《如梦令》便代表了苏轼创作清淡的一面，词中不设奇险之语，清新淡雅而自然。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作者胸蓄大志，身怀书策，奔走长途，求取功名，意欲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屡遭碰壁和白眼后，只得黯然地返回故园。其心中的感慨悲愤，自非数语可尽，故此作采用了带过曲的形式。由〔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合成的“述怀”，恰如一支三部曲，分别述写了忆昔、感遇、反思的内容，奏出了失意士子心中的悲歌。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曲有两个特点较为明显。
一是在遣词造句上，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前人成句的含义，所谓“语出有据”，其实也就是在追求“辞雅”。除了注释中所提及的以外，如“尘生釜”，用《后汉书·范冉传》“釜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语；“吞吴”用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并州”句用李白《少年行》“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意；“暗投珠”，用《史记·邹阳传》“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等。这种舞文弄墨与曲的本色格格不入，却是文人作曲的普遍习惯。积渐下来，倒也造成了“文人曲”、“案头曲”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曲意的凝练雅饬。例如本篇中的“三匝乌，千里驹，中原鹿”，“常怀卞玉，敢引辛裾”，就不能说一无可取之处。
二是在意象的跨跃上比较自由，东鳞西爪，几乎有点近于现代的“意识流”。作品前三句叙述自己不因贫困而堕失壮志，四至六句即转写时光流逝、群雄争展骥足的外界形势，七、八句述出失意还乡的事实，九至十三句又表陈自己一旦得官遂志的假设，接下去则以六句诉说当下“羞归去”的感想。结尾“欲赋生来惊人语，必须苦下死工夫”的接入更奇，既似自勉，又似自嘲，总之是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思绪万千，意到笔随；不过平心而言，更多的则是体现着倚声填词硬性凑泊的影响。词、曲都有形式决定内容的一面，〔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句密韵促，恰恰迎合了作者在浮想联翩中“述怀”的需要。
上述两个特点本身都不能作为优点提倡，然而本曲结合自身经历痛诉肺腑，在元散曲述怀题材中不失为激愤之作，所以将它作为这一类型的一则代表而予以选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