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首诗,都是写秦嘉奉役离乡,想与妻子留别,但妻子因病不能回来相见。本来,奉役远别,已是令人感伤之事,又不能与爱妻留别,那更是悲上生悲,因此作诗三首以表达对妻子的依依惜别,苦苦思念之情。
第一首诗歌以议论开头,首先大发对人生的感慨:“人生譬朝露……欢会常苦晚。”诗本应该靠形象思维,此四句却为逻辑思维,这样写一般是容易破坏诗情的,然而这里不仅没有,反而增强了此诗的艺术效果。究其原因,是议论中带着强烈的情感,字字浸血,深切感人,情感的氛围被这四句话造得浓浓的,呈现出直抒胸怀式的议论。而且四句话从大的范围高度概括了人生的短暂和艰辛,使全诗提到一个重要高度来认识诗人和妻子的不能面别之事,给全诗造成一种高格境界。诗歌由虚到实,由议论到叙事,紧接着就将自己未能和妻子面别的前后经过叙写出来。自己要“奉时役”,要和自己的妻子相距一天天遥远,遣车想让妻子回来面别,谁知妻子竟不能回来,看到妻子捎来的信,心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痴坐空室,长夜不眠。这段叙述不事假借,不用比兴,只是敷陈其事,但由于叙事中处处含情,字字有情韵,情深意浓。另外由于在叙事时能选取有特征的事物,如写车子的“空往复空还”,看信时的“情凄怆”,临食时的“不能饭”,空房中无人“劝勉”,直至心怀,潸然泪下,不抒情而情自溢于言外。
第二首起笔突兀,以向皇灵发问,一下子将情感推向高峰。人在悲伤的时候,常常要埋怨苍天和神灵。屈原放逐,作《天问》篇,一口气向苍天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为什么。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也呼喊“天不仁兮降离乱,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秦嘉在这首诗中开头就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既然“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那为什么“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为什么“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作者忿忿不平的心情一下子达到高峰,给全诗定下情感的基调。下面稍作收煞,用和缓的语气,如泣如诉,表达离别之情。或通过比喻:“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表示这一去不管道路远近,中间都有种种阻拦,使他和妻子难得相见。或寓情于景:“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感觉到当时高山像起了愁云一样,连深谷中也像发起一阵悲风,以此造成凄清的气氛。或寓情于物,说好马也不听使唤了,车在途中不肯前进。种种主观感受,使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依依惜别的感情色彩。后四句直抒胸怀,又使情感激起一个高潮。“针药可屡进”,而连续不断的愁思是难以忍受的,然后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从而使全诗的惜别之情得到与前面一致的表现,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第三首一开头就造足了起程的气氛。室外,车夫已经赶到,车铃声响起。并用叠字“肃肃”“锵锵”来形容赶车的速度,扬和铃的声音,有匆匆欲行之感。室内却是另一番情景:诗人束带整装,准备起程,再回过头看空房,只能在想像中依稀见到妻子的容貌和形体,在这奉役远行之时,不能与妻子面别,诗人起坐不宁,室内室外,情形不同,但都统一于“起程”,使起程的气氛造得浓浓的。诗人还用赠礼表达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宝钗、明镜、芳香、素琴都是秦嘉临行前留赠妻子的。秦嘉在《重报妻书》有云:“间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龙虎组履一绷,好香四种各一斤。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秽,麝香可以辟恶气,素琴可以娱耳。”可见这四样东西之珍贵。由于珍贵,自然表达了作者的一片心意。然而作者仍然感叹《诗经·木瓜》中应当拿更好的东西报答对方,自谦地认为:妻子过去赠给自己的东西很珍贵,很多,自己赠给妻子的东西仍然显得很少,很不值钱,因此不能报答妻子对自己的深恩,但可贵的是可以用它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惟其珍贵却自谦,才更显出诗人的爱是无私的,是极其深厚的。这种一层深似一层的表现方式,又比《诗经·木瓜》篇更胜一筹,得到了更为理想的艺术效果。
《度关山》一诗表现了曹操的政治理想。其内容讲的是执政者要勤俭、爱民、守法。曹操用法严峻,有犯必纠,这是一种法家精神,他反对滥用刑罚,提出要依法而行。曹操提倡节俭,《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不好华丽,后宫衣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褥取温,无有缘饰”。“俭为共德”是作者极力提倡的。
此诗开头直接提出“天地间,人为贵”,凸现了诗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接着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君主贤明,制定法规,全国统一,以奢侈为大恶,以俭朴为美德。退昏庸,举明智,官吏尽职,百姓安定,人口繁息,设立刑狱,执法正当。人与人之间,退让不争,上下相同,彼此亲爱。
全诗表达了诗人以“让”与“兼爱”为基础的大同思想,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思想,诗人并写两面,一是通过叙述古代君主治民的法则,认为退小人任用德才兼备者是国家昌盛的基本保证;二是通过尧舜之间的对比,提出纠正“侈恶之大”的方式,即“俭为共德”,在此基础上,提出“让”与“兼爱”,即国君贤明,君民平等,执法公正,讼狱不兴的大同思想。从中可见诗人渴望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愿望。
这首诗在内容上,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蕴涵着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在写作上,除了采用正面颂扬的形式之外,“嗟哉后世”八句使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对比,肯定了民本思想,揭示了奢华造成的后果。
这首咏蝶诗体物入微,描摹传神,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诗的前六句,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素蝶的动人形象。这些诗句犹如电影中的镜头,伴随着由绿蕙、青薇、阳光、春风、红花、碧树组成的背景的不断转换,展示出了素蝶轻盈飘然、千姿百态的身影。不仅如此,诗人在表现素蝶时,还融人了感情色彩,既写它飞花舞叶的喜悦,也写它映日顺风的欢快,更写它受鸟雀追逐的悲哀,从而赋予了素蝶栩栩如生的神情。这些传神的描摹,固然得之于表现手法的精巧,但若诗人不作细致的观察,不作设身处境的体验,恐怕不可能如此形神俱妙地将素蝶的风姿表现出来。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也不过是一幅蝴蝶写生而已,然而诗人并没有只停留在对素蝶作穷形尽相的描摹,,而是在动态描写中进步一写出了蝶蝴的“命运”。不要看它是一只蝴蝶,它同样有悲欢,有升沉,有追求。它要随蜂避雀,要映日因风,有“争起”的奋斗,也有“共归”的退隐,在花中叶际穿来飞去,归宿到底何在呢。“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二句,进一层展示了它的情感,诗句以素蝶自诉的口吻诉说希望百花不要凋零。这一感情的表白,透露出了素蝶内心对未来的不安以及对生命的追求,全诗由此而更显蕴藉深厚。同时,在这两句中诗人假托蝴蝶的口吻,对蝴蝶的前途给出了答案:它所向往的是一株花繁叶茂、生机无限的“嘉树”以求庇护依托。因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诗人钟情于“素蝶”而不是“彩蝶”。显然,“素蝶”是一种象征。“素”既表示品格高洁,又暗示命运坎坷。它不能象彩蝶那样风云际会,洋洋得意,而必须寻求一个有力的保护者才有前途。刘孝绰的一生并不平坦。“前后五免”,多次遭受打击。这首《咏素蝶诗》或许就是他的一种自我表白。
沈祥龙曾指出:“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联系诗人刘孝绰的生平,当可看出,此诗并非泛泛咏蝶之作,而寄寓了诗人的身世之感。据《南史·刘孝绰传》记载,孝绰自小聪颖异常,颇得梁武帝萧衍及昭明太子萧统的推重。然其为人好仗气负才,有不合意,便极言诋訾,由是与世乖仵,一生宦途屡起屡蹶,最后以“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晚年忽忽不得志”。于此诗中,诗人一方面借洁白的蝴蝶以表示自己品质的高尚与纯洁,一方面借蝶之口表示自己在遭受到多次沉浮之后,依然对仕宦的渴望与追求。然而诗人索物寄意,已将物象与意念融合为一体,故既得题中之精蕴,又有题外之远致,读者或作咏蝶欣赏,或作寄慨体味,均可感其妙,这正是一般咏物诗所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