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大学之道”是儒学经典《大学》开篇第一句。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学习和应用于生活，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革除不好的思想；认识最真的本心。

　　通过伏灭革除内心不好的私欲、物欲，而彰显明德，认识本心，表里如一。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小说中，林黛玉病卧潇湘馆，秋夜听夜声淅沥，灯下翻看《乐府杂稿》，见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夜夕》。”《春江花月夜》系初唐诗人张若虚所作，是一首写离愁别恨的歌行。这首诗在格调和句法上都有意模仿它。“代别离·秋窗风夜夕”，前者是乐府题。代，如同“拟”，仿作的意思。用“代”字的乐府题，南朝诗人鲍照的集中特多。一般情况下，乐府诗不另外再加题目，这里因为又仿初唐歌行《春江花月夜》而作，所以又拟一个字面上与唐诗完全对称的、更具体的诗题。

　　《秋窗风夜夕》的作意，如果不加深求，可以说与《葬花吟》一样，都可以看作是林黛玉伤悼身世之作，所不同的是它已没有《葬花吟》中那种抑塞之气和傲世态度，而显得更加苦闷、颓伤。这可以从以下的情况得到解释：林黛玉当时被病魔所缠，薛宝钗对她表示关心，使她感激之余深自悔恨，觉得往日种种烦恼皆由她自己多心而生，以至自误到今。林黛玉本来脆弱，在病势加深的情况下，又加上了这样的精神负担，就变得更加消沉。但是，如果读者认为作者写此诗并非只为了一般地表现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要细究其深意，那么也就会发现一些问题。首先，无论是《秋闺怨》、《别离怨》或者《代别离》这类题目，在乐府中从来都有特定的内容，即只写男女别离的愁怨，而并不用来写背乡离亲、寄人篱下的内容。此时林黛玉双亲都已过世，家中又别无亲人，诗中“别离”、“离情”、“离人”等等用语更是用不上的。再从其借前人“秋屏泪烛”诗意及所拟《春江花月夜》原诗来看，也都是写男女别离之思。可见，要说“黛玉不觉心有所感”感的是她以往的身世遭遇是很难说得通的。这首诗只能是写一种对未来命运的隐约预感，而这一预感恰恰被后半部佚稿中贾宝玉获罪被拘走因而与林黛玉生离死别的情节所证实（参见《红楼梦曲·枉凝眉》、《葬花吟》等诗鉴赏），曹雪芹的文字正有这种草蛇灰线的特点。《红楼梦曲》中写林黛玉的悲剧结局是：“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脂砚斋所读到的潇湘馆后来的景象是：“落叶萧萧，寒烟漠漠。”这些也都在这首诗中预先作了写照。

　　小说中林黛玉刚写完诗搁下笔，贾宝玉就进来了，下面所描写的主要细节是：林黛玉先说贾宝玉像渔翁，接着说漏了嘴，又把她自己比作“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因而羞红了脸。对此，用心极细的脂砚斋用批语揭示作者这样写的用意说：“妙极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所谓‘画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这一批语，对帮助读者理解作者写这首诗的用意，是很有启发的。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