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初年,北方少数民族常率众南扰。朝廷有时出兵征伐,有时采用睦邻政策,以求缓和。“和亲”即睦邻的一个手段。汉元帝时王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也是著名一例。刘细君去乌孙国是大义之举,她思亲人恋故土又是人之常情。《悲愁歌》亦即这矛盾心情中思亲一面的反映。因作者亲身经历,感受倍深,故这首诗写得情切切,意拳拳,真挚动人。在写思乡悲愁的同时,从客观上也具体地介绍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
《悲愁歌》,一作《乌孙公主歌》。原载于《汉书·西域传下》和 《玉台新咏》卷九。《乐府诗集》卷八十四以为刘细君作,属“杂歌谣辞。”此诗以第一人称的自诉,表现了公主远嫁异国、思念故土的孤独和忧伤。诗中突出了中原与西域在食宿、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化为黄鹄归家的想象与事实上的不可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两句写乌孙公主以哀怨的语调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汉朝把我远嫁于在天一方的乌孙国王。看似客观的自我介绍,其实蕴含着无限的伤感和怨愤。此“嫁”,实为和亲,寓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乌孙国与匈奴结盟,匈奴不断骚扰内地,为钳制匈奴,断其右臂,武帝采纳张骞建议,遣江都王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妻乌孙王猎骄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少数民族和亲,无疑具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各方面的意义。然而,这种于国于家有利的“美人计”,于公主自身却是人格的变异和人性的束缚。“天一方”、“远托”、“异国”等冷漠字眼已透出哀怨之信息,下面着力的值染更见其甚。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则是写公主远嫁异域,不仅举目无亲,孤苦无依,而且生活环境也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没有崔嵬的宫阙,和暖的春风,没有美味佳肴玉液琼浆,而是以穹庐为室,毛毡作墙,饮以辛酪、食以膻肉。这与内地迥异的生活习俗,对从小过惯汉朝宫廷安逸生活的尊贵王女来说,无疑难以适应。作者以短短十几字高度概栝乌孙国饮食起居的生活习俗, 为以下思矣怀归之情的直接抒发埋下了伏笔。另据《汉书·西域传下》 记载:“乌孙国多雨,寒。昆莫年老,语言不通。”由此可见,公主所以不以审美心态去体味“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异国风光,而仅以哀怨叙之,正由于此。
远离故国亲人,生活又难如愿,思乡怀归之情于是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直抒胸中郁结已久的忧思,凄婉哀怨,摧人泪下。明知远嫁之意义,回归之无望,又盼展开想象的双翅,化作黄鹄,自由飞回久别的故乡。想象中的满足与事实上的不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悲愁歌》同汉初的《大风歌》、《秋风辞》一祥深受楚辞的影响,读唱诗时句中加上舒缓语气的“兮”,增强诗的节奏感。诗歌采用白描手法,直抒胸臆。加上质朴无华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押韵,句句合理的推演,使一首虽然短的诗,却将其无比的思念、急切的盼归心情写得淋漓尽致。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山村雨后溪水漫流,道路被淹没而时隐时现的迷漫景象,寓意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渺茫,杳不可知。颈联以比喻手法,含蓄深沉地表达了诗人恢复中原、振兴国家的抱负无法施展的无奈和愤激之情。尾联两句承接上联,以海鸥不惊比喻与世无争的隐士,表达了诗人隐居山林,不再以世事为怀的决心。
诗的前四句写景,点出题目。开头两句写“水”,着重写水的“乱”,以切合诗题的“野”。“迷漫”写出了水的漫无边际,“间断”则写出由于地势的高低不平,被淹没的道路时隐时现,观察是很细致的。这两句写眼前实景,是赋,也是比,暗示了由于时代狂风骤雨的侵袭,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前程茫茫,杳不可知。两句诗描绘了雨后溪流烟水迷漫的景象,从中也透露出作者的彷徨、迷惘的心情。
下面两句由溪流、行路的全景推到孤舟小船的特写镜头,写诗人的生活环境。“洲”之“孤”与“舟”之“小”,可见诗人的凄苦孤寂,气氛幽冷而低沉。这两句写景,但景中有情。
后面四句由写景转为咏怀,因为有前面四句的写景作基础,抒情便有了依据,不显得突然。这两句也是亦赋亦比,南宋末年,国势飘摇,每况愈下,诗人即使有恢复中原,振兴国家民族的宏伟抱负,也完全没有施展的可能。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诗人深感自己无能为力,着一“坐”字和“空”字,写出了诗人心情的绝望和愤惋。结尾两句即承接而来,在诗人一切的追求、希企都归于幻灭之时,自然逼出最后两句。以鸥鸟不惊喻与世无争的隐士,表面上恬淡闲适,似与尘世绝缘,其实这只是作者目睹国家残破而又无力回天的愤激之语。
这首诗比兴深婉,颇具特色。以雨后野水比喻国事的不可收拾,以行路间断比喻前途渺茫,以水深而济川不果比喻抱负的无法施展,若隐若现,反复缠绵,给人们的联想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全诗只字不提国势,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焦灼以至失望愤慨的情绪,含蕴是深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