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再看结尾二句:“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意思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读完此诗,姑且抛开诗人对佛经所持的错误态度不论,不能不为诗人的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所感动,从而进到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中去。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此诗的主旨,历来有两种相反意见。《毛诗序》云:“《鳲鸠》,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熹《诗集传》则云:“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平均专一。”方玉润《诗经原始》对于上二说基本同意朱熹说,而亦不废《诗序》说之一端,取调和态势。方氏云:“诗中纯美无刺意”,“诗词宽博纯厚,有至德感人气象。外虽表其仪容,内实美其心德”,“回环讽咏,非开国贤君未足当此。”又云:“后人因曹君失德而追怀其先公之德之纯以刺之。”第四章眉评亦云:“全诗皆美,唯末句含讽刺意。”忽而“美”,忽而“刺”,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此诗从字面传达的信息来看,确实是颂扬“淑人君子”而无刺意。但文学作品由于欣赏理解角度不同,若说此诗反面文章正面做,那当然也可备一说。
诗四章,都以鳲鸠及其子起兴,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鳲鸠即布谷鸟,该鸟仁慈,“布谷处处催春耕”,裨益人间。又喂养众多小鸟,无偏无私,平均如一。《诗集传》谓:“(布谷鸟)饲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鳲鸠氏,司空也。”杜预注:“鳲鸠平均,故为司空,平水土。”二是“鳲鸠在桑”,始终如一,操守不变,正以兴下文“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不忒”的美德,与那些小鸟忽而在梅树,忽而在酸枣树,忽而在各种树上的游移不定形成鲜明对照。小鸟尚未成熟,故行动尚无一定之规。因此,各章的起兴既切题旨又含义深长。
各章起兴之后,即转入对“淑人君子”的颂扬。首章就仪表而言,“如一”谓始终如一地威仪棣棣,包括庄重、整饬等,而不是指老是同一单调服饰。关于这一点,《诗集传》引“陈氏曰”解说得很好:“君子动容貌斯远暴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倍。其见于威仪动作之间者,有常度矣。”仪表从表面看仅是人的外包装,其实质则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露,由表及里,首章也赞美了“淑人君子”充实坚贞稳如磐石的内心世界。次章举“仪”之一端,丝带、缀满五彩珠玉的皮帽,将“仪”之美具体化、形象化,让人举一反三,想像出“淑人君子”的华贵风采。
如果说一、二章是颂“仪”之体,则三、四章是颂“仪”之用,即内修外美的“淑人君子”对于安邦治国佑民睦邻的重要作用。三章的“其仪不忒”句起到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文情可谓细密。四章的末句“胡不万年”,则将整篇的颂扬推至巅峰,意谓:这样贤明的君王,怎不祝他万寿无疆?对于一个暴君昏主,人们是不会如此祝釐的。因此《诗集传》谓此句为“愿其寿考之词也”,其实不错,反观方玉润谓此句“含讽刺意”,似乎有点牵强。
本篇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题目为后人所拟。
有人把《史记》誉之为悲剧英雄画廊,西楚霸王项羽则是悲剧群像中的绝代典型,“项羽之死”这个片断便是这部旷世悲剧的最后一幕。“喑叱咤,千人皆废”的英雄死了,留在人间的是历史长河中曾经“卷起千堆雪”的浪花,群山万壑中殷殷不绝的回响,两千年来无数读者掩卷而思、拍案而起的长叹息。
这最后一幕,由垓下之围、东城快战、乌江自刎三场组成,其中包含了楚歌夜警、虞兮悲唱、阴陵失道、东城快战、拒渡赠马、赐头故人等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和细节。司马迁怀着满腔激情,运用史实、传说和想像,传写了项羽的穷途末路,不断丰富、发展了他的性格,让这位英雄死在歌泣言笑之中,取得了可歌可泣的艺术效果。
第一场:垓下之围。大幕刚启,夜空中传来若断若续、如泣如诉的四面楚歌之声,先奏起背景音乐;然后唱出变徵之音的“虞兮”主调:一起便哀音满耳,感人至深。“时不利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结尾三虚字反复唱叹,曼声苍凉。正如《史记评林》引吴贤齐说的那样:“一腔怨愤,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这支歌由项羽主唱,美人和之,更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以至这位从不曾流过泪的西楚霸王也不禁“泣数行下”;他的部属更是“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一片呜咽。这里唱出的不仅是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包含了连所宠爱的美人都无法保护的悲哀;这里流出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犯了错误之后的悲哀的眼泪,也是一位伟大的英雄面对最终失败的忏悔与惭愧的眼泪。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他对音乐的感发作用有着深邃的理解。在《刺客列传》中,他曾用“易水之歌”写荆轲的壮士之别,令“士皆垂泪涕泣”;在《留侯世家》中,他用“鸿鹄之歌”写刘邦晚年不得立如意为太子的痛苦心态,使戚夫人“嘘唏流涕”;而现在(公元前二〇二年),他又用“虞兮之歌”作为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序曲,让悲怆的气氛笼罩全篇,把读者引进苍茫辽远、四顾寂寥的境界,噙着泪水一字一字地往下读,一读则欲罢不能。
接下来是第二场——东城快战。当项羽“自度不得脱”之后,连连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与后面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互相呼应,三复斯言;明知必死,意犹未平。钱钟书说:“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管锥编》)“不服气”,正显示了他的平生意气,说明了他自负、自尊而不知自省、自责。快战之前,司马迁设计了阴陵迷道这个极富表现力的细节。田父把他指向绝路,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是他过去“所过无不残灭”,丧失人心的结果。“田父绐之曰:‘向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人家骗他,指向左边,他便不假思索地驰向左边,表现了他从来不惯骗人,也从来不相信别人敢骗他的直率、粗犷的性格。这里两“左”字独字成句,节奏短促,纸上犹闻其声,显示出当时形势严峻紧张,仿佛那五千骑追兵已从征尘滚滚中风驰雨骤而至,迫促感、速度感、力量感尽蓄笔端。
写阴陵迷道,目的在揭示这位末路英雄丧失人心;写东城溃围、斩将、刈旗,则着意于进一步展开他拔山盖世的意气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此刻,他丝毫不存幸胜突围之心,只图打一个痛快仗给追随他的残部看看,确证他的失败是“天之亡我”。在这位英雄心目中,死,从来就是不可怕的;英名受侮,承认自己失败,那才可怕。要死也死个痛快,死在胜利之中。这种心态,可笑而又可悲。在这场“快战”中,司马迁再一次运用细节描绘,写项羽的拔山之力,不世之威:“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赤泉侯……追项王,项王嗔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里,仍用虚笔,集中写他的声音。一呼则汉军披靡,一叱则不仅人惊,连马也吓得后退数里,这是何等的声威力量!他像一尊凛然不可犯的天神,一只被猎犬激怒了的猛虎,须眉毕张,咆哮跳踉,谁也不敢靠近他一步。特别是他“复聚其骑”后,“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何如”二字,写得意,写自负,声口毕见,活活画出项羽豪迈的性格。在这一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是一种不屈服的自我肯定的甜蜜,哪里还曾意识到自己是千枪万箭追杀的目标!
第三场:乌江自刎。其中写了拒渡、赠马、赐头三个细节。项羽马到乌江,茫茫江水阻绝了去路。悲剧的大幕即将落下,司马迁偏偏在这最后时刻打了一个回旋,为他笔下的英雄形象补上了最后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设计了“乌江亭长舣船待”这个细节。文如水穷云起,又见峰峦。项羽本来已无路可逃,司马迁却写成他有充分的机会脱逃而偏偏不肯过乌江,好像他不是被追杀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死;而是在生与义,苟活幸存与维护尊严之间,从容地作出了选择。江边慷慨陈辞,英雄的形象更加丰满完美。那曾经“泣数行下”的血性男子,临了反而笑了。“项王笑曰”的笑,不是强自矜持,不是凄然苦笑,而是壮士蔑视死亡,镇定安详的笑;显示了他临大难而不苟免的圣者之勇——“知耻近乎勇”。自惭无面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知耻。这个细节,展示出他的纯朴、真挚、重义深情。对自己的死,他毫不在意;却不忍爱马被杀,以赠亭长。因为,“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五年来无数胜利的回忆,猛然兜上心头。今昔如此,情何以堪!文章写到这里,实已神完气足,司马迁颊上添毫,再加上把头颅留赠故人这样一个出人意表、千古未闻的细节。“故人”追之、认之,必欲杀之以邀功取赏;项羽却慷慨赐头,“吾为若德”:蝼蚁之微,泰山之高,两两对比,何等鲜明!
项羽终于自刎了,他是站着死的。帝王刘、项,将相萧、曹,对于两千年后的我们,本来无所轩轾。但当我们读完《项羽本纪》,特别是读完“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时候,总不免咨嗟叹息,起坐彷徨,这就见出司马迁传写人物的艺术魅力。在这最后一幕中,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场次之间的节奏变化,起伏张弛,抑扬徐疾。第一场重在抒情,节奏纡徐,情如悲笳怨笛,以变徵之音形成了呜咽深沉的境界。第二场重在叙事,全用短节奏,进行速度,铁马金戈,声情激越。第三场江畔陈辞,羽声慷慨。“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连用两反诘句,顿挫抑扬,极唱叹之胜。此外,还用了许多形象生动,蕴涵丰富的细节,其中必有不少出于传闻、揣度,但无不使人感到可感可信、人情人理。清刘熙载《艺概》所谓“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钱钟书《管锥编》所谓“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都是赞扬他设计的细节情理兼胜,妙合无垠。虞姬悲歌,乌江拒渡,赠马赐头,一波三折,全凭细节传神,使全篇文字达到雄奇悲壮的美学境界,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在传记文学中,不说绝后,至少空前。
这是一首歌咏江南农村美好景色的词,上阕写近景,下阕写远景,借景抒情,流露出作者厌弃城市繁华,热爱乡野生活的情趣。作者在熟悉农村生活的基础上,为人们描绘出一幅清新、美丽的山乡风景画,反映了他陶醉于农村优美景色的心情。这首词画面优美,情致盎然,意蕴深厚。
上阕头二句在描写桑树抽芽、蚕卵开始孵化时,用了一个“破”字非常传神地写出了桑叶在春风的催动下,逐渐萌发、膨胀,终于撑破了原来包在桑芽上的透明薄膜。“破”字不仅有动态,让人感到桑芽萌发的力量和速度。第三句“平岗细草鸣黄犊 ”“平岗细草”和“黄犊”是相互关联的,黄犊在牛栏里关了一冬,当放牧在平坡上时被乍见春草,欢快无比 。“鸣”虽写声音,但可以让人想见黄犊吃草时的悠闲,神态。
第四句中的“斜已”、“寒林”、“暮鸦”按说会构成一片衰飒景象,但由于用了一个动词“点”字,却使情调发生了变化。“点”状乌鸦或飞或栖,有如一团墨点,这是确切的写实,早春的寒林没有树叶,所以黑色的乌鸦,在林中历历可见。作者却是在欣赏一幅天然的图画。
从表面看,这首词的下半片好象仍然接着上半片在写景。这里下半片的写景是不同于上半片的,是有波澜的。首先它是推远一层看,由平冈看到远山,看到横斜的路所通到的酒店,还由乡村推远到城里。“青旗沽酒有人家”一句看来很平常,全词都在写自然风景,只有这句才写到人的活动,这样就打破了一味写景的单调。这是写景诗的一个诀窍。尽管是在写景,却不能一味渲染景致,必须加入一些人的情调,有人的活动,诗才显得有生气。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两句是全词的画龙点睛,它又象是在写景,又象是在发议论。这两句决定了全词的情调。如果单从头三句及“青旗沽酒”句看,这首词的情调是很愉快的。但词人是一位忠义之士,处在南宋偏安杭州,北方金兵掳去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还在节节进逼的情势之下,他想图恢复,而南宋朝中大半是些昏愦无能,苟且偷安者,叫他一筹莫展,心里十分痛恨。就是这种心情成了他的许多词的基本情调。这首词实际上是愁苦之音。
“斜已寒林点暮鸦”句已透露了一点消息,到了“桃李愁风雨”句便把大好锦绣河山竟然如此残缺不全的感慨完全表现出来了。从前诗人词人每逢有难言之隐,总是假托自然界事物,把它象征地说出来。辛词凡是说到风雨打落春花的地方,大都是暗射南宋被金兵进逼的局面。这里的“城中桃李愁风雨”也是慨叹南宋受金兵的欺侮。
词中用了反衬手法,反衬就是欲擒先纵。从愉快的景象说起,转到悲苦的心境,这样互相衬托,悲苦的就更显得悲苦。前人谈辛词往往用“沉痛”两字,他的沉痛就在这种地方。但是沉痛不等于失望,“春在溪头荠菜花”句可以见出词人对南宋偏安局面还寄托很大的希望。这希望是由词人在村中看到的劳动人民从事农桑的景象所引起的。上句说明“诗可以怨”(诉苦),下句说明“诗可以兴”(鼓舞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