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于柳州刺史任上。
时当二月，又处南方温热地带，柳州早已是百花盛开、春色满园了。可是一场意外的暴风雨却洗劫了百花，送走了春色。这在过着谪居生活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打击。本来他还可以寄情景物，排遣内心忧怨的，而现实竟是这样冷酷无情!哀凉的心绪触发了他的诗思。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诗篇起句便直抒胸臆。“宦情”与“羁思”，原本就有必然联系。长年游宦在外，远离故土与亲人，旅途漂泊的艰辛，离亲别故的悲怨，有谁能不动心动情呢?屡遭贬窜，此种心情理当加倍沉重．“共凄凄”三字，真实地表现了作者这时候的特殊心态。“宦情”之苦与“羁思”之深叠相撞击着诗人的心扉，他要寻求解脱，而又无可奈何，在这种心境的支配下，他只好走出书房，漫步庭院。而当他目睹了已经过去大半的春光以后，这种情绪反而愈趋沉重了。“春半如秋”，用语平淡而新鲜，写出一种常人不曾，也不会有的独特感受，的确是愁人眼中之景，心中之情相互感应的凝结品。“意转迷”三字，则就“春半如秋”作承转，极言意绪的迷乱烦恼。
三、四两句，偏重叙事描写。说“山城过雨”，人们似乎还难于体味这场雨的份量和内涵，故后面紧接着补写了“百花尽”三字。此雨非早春润物之雨，它横掠山城，下得大，来得猛，涤荡万物。此一句，遥扣题面，把第二句“春半如秋”四字亦落到实处，同时又引带出末尾一句。“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多檀椿树，冠大身屈，四枝旁出，以其不材，故能久而无伤。但是经过这场暴风雨的洗劫，那些百年老榕也叶落满庭了。此等情景令诗人伤心，莺啼之声又格外增添了一重伤感情绪。那一个“乱”字，分明是诗人心烦意乱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
这首诗写景肃杀萧条。写情凝重深沉。二月春光正浓之际反呈现百花凋零、榕叶满庭的暮秋景象，反激起诗人一片宦情与羁思，其构思立意均不同常态，而其遣辞造语又极平淡。苏轼《东坡题跋》曾就柳宗元的诗与陶渊明的诗作出评论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内容丰富充实而字面却略显枯干淡泊的作品，其实正是诗人苦心锤炼的结果，是诗歌创作艺术的极高境界。这样的作品往往“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咀嚼久之，才能得其真味。
这首歌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使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月亮照耀着中华大地，同在一片蓝天下，有的家庭欢乐生活，而广大人民愁容满面，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苦日子。
诗人从月照人间写起，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像是同人间的悲欢离合连在一起，因为将自然现象的变化同人事联系在一起，是古人的一种心理倾向。但是诗人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人间的忧伤和痛苦是由人自己导致的，同月亮的变化没有任何干系，要摆脱这些烦扰人心的事，还要善于宽容。诗人非常积极地看待人生的欢乐喜忧，认为只有把自己的心态放宽，才会有磊落豁达的人生境界。
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秋国古代的婚姻亦复如是：既有焦仲卿和刘兰芝、陆游和唐婉因客观产生的不幸，也有蒋张这样兼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幸。蒋士铨婚后长期在外奔波，虽然是出于当时儒士难以摆脱的无奈，但其外出之频繁、离家之长久，与其仕途之追求似亦不无关系。此首词起首二句“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是说合法有情却难以相聚，既以之开篇，又以之定下悲剧性的基调。上片围绕“十载”、“九载”句而设，泪似“秋河（即银河）”喻如牛郎织女天各一方，“首已似飞蓬”化用《诗经·卫风·伯兮》“首如飞蓬”一句，点出妻子张氏独守闺秋的憔悴，一切“愁病”皆因“别离”。其秋“新妇”一语，尤其沉痛，绝非漫不经心道出。结婚已然十载，妻子竟然长久独居，闺房犹如牢房，时光流逝，她的青春也被迅速无情地吞噬，而这正是因为自己外出奔波（尽管多半出于无奈）。作者饱含沉痛写下此句，出于真诚的内疚和反思，非有情丈夫不能为。
下片是作者内疚的继续与发展。与上片“新妇”相呼应的是“几见”两句。照常理，让自己的妻子“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是一位丈夫（特别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丈夫）所应尽的职责，事实却不然。全篇仅有的一处欢乐情景，其实却是沉痛的衬托，冠以“几见”一语，沉重的内疚立即凸显，妻子的长期委屈凄苦亦不言自明。蚕丝绵绵不断，雁行比翼并肩，蛩鸣缠绵哀怨，这些似乎都是与夫妻双方有关的描写，但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知是侧重于女方的，因为男子尚有事业的追求，女子只能以思念填补空虚，以幻想麻痹自己，最终陷入愁病之秋。作者对妻子的“消瘦”只能“问道”，念及梁鸿，更加内疚不已。“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的别离思念愁苦画面，正是“共命”、“可怜”的真实写照，虽似信手白描，却是力透纸背之结。
此文通过对柳侯柳州实政、柳民之言的描写明说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暗言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结构层见叠出，逻辑清晰。
此文非铭罗池神之文，而是吊柳宗元之篇。先追叙柳侯柳州实政，再记柳民口述，表明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作者继承孔子宗旨，不语怪神，反对迷信，而为文称颂神灵者，是痛惜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而已。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是文章第一妙境，与韩文雄奇浑厚风格略异；而其迎送神诗，又和屈原风格相近，足见作者取精用宏、不主一格的文风。
同时此文也有几点巧妙之处，其一文风奇，以宗元文风写宗元之事。韩愈这篇文章在风格上完全模仿宗元的文风，如同他为孟郊、樊绍述等人所作的墓志铭那样，用其人文风写其人之事，读之令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而且体现出作者“既陶铸古人。又陶铸今人，取他人之长，成一家之言”的“取精用宏”作风。
二是评论巧，极力抒发对宗元“不为世用”的不平。作者在文章中用宗元在南方“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柳民皆悦喜”等语。与“北方之人，为侯是非”相对照，既表达了作者的感慨，又抨击了中唐的腐败政治，可谓借物抒怀、寓意深刻。
三是叙述妙，文章层见叠出，逻辑清晰。如文中为宗元立庙的叙述，先借宗元之口说出“明年吾将死，死后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作为辅垫；接着用宗元神灵显圣，托梦部属，使立庙成行；然后在庙成大祭时，以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即死，表明宗元“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的灵气，给人以顺理成章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