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作者眼前所见的元宵景色。前三句，紧扣节日，写灯火的光灿耀眼。其中第一、二句是分写，第三句是总写。谭献评的《词辨》，于周邦彦《齐天乐·秋思》起句“绿芜凋尽台城路”评为“以扫为生”，这首词的起句也是如此。元宵佳节，到处都是辉煌灯火，所谓“东风夜放花千树”：而作者却偏在第一句用了一个“销”字，意谓通明的蜡炬在风中逐渐被烧残而销蚀。但由于第三句“花市光相射”骤然振起，可见元宵的灯火是愈燃愈旺，随销随点，纵有风露，不害其灿烂闪灼的。特别是第二句以“露浥红莲”夹在两句之间，得虚实相映之妙，就更见出作者得“以扫为生”了。“焰蜡”是真，“红莲”是假，“风销焰蜡”是写实，“露浥红莲”则近于虚拟，由于在灯烛的映射下莲花灯上宛如沾湿了清露。这就不仅写出节日的盛妆，而且还摹绘出新春的生意。此正如孟浩然的《春晓》，尽管他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却无“落红满径”的残春之意，相反，倒显得万紫千红，春色无边。那是由于诗人写到雨后初晴，晨曦满树，既然处处鸟啭莺啼，足见春光正艳。这与此词同样是“以扫为生”。当然，周词毕竟含有消极成分在内，第一句也同下片“旧情衰谢”“舞休歌罢”等句暗自呼应。因为元夜灯火纵然热闹通宵，也总有灯残人散之时的。
“桂华流瓦”三句，是写了灯光又写月光。对“桂华”一句，人们多受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认为“境界”虽“极妙”，终不免遗憾，“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特别是王氏对词中用代字的意见是十分苛刻的。他说：“词忌用替代字。……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这就使人觉得周邦彦此词此句真有美中不足之嫌了。其实《人间词话》的评语未必中肯，至少是对词用代字的意见未必适用于这首周词。诚如王氏所云，那只消把“桂”字改成“月”字，便一切妥当。然而果真改为“月华流瓦”，较之原句似反觉逊色。这首词的好处，就在于没有落入灯月交辉的俗套。作者一上来写灯火通明，已极工巧之能事；此处转而写月，则除了写出月色的光辉皎洁外，还写出它的姿容绝代，色香兼备。“桂华”一语，当然包括月中有桂树和桂子飘香（如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山寺月中寻桂子”）两个典故，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下面“耿耿相娥欲下”一句作铺垫。既然嫦娥翩翩欲下，她当然带着女子特有的香气，而嫦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正应如桂花一般，因此这“桂华”二字就不是陈词滥词了。这正如杜甫在《月夜》中所写的“香雾云鬟湿”，着一“香”字，则雾里的月光便如簇拥云鬟的嫦娥出现在眼前，而对月怀人之情也就不言而喻，昔曹植《洛神赋》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警句刻画出一位水上女神的绰约仙姿，杜甫和周邦彦则把朦胧或皎洁的月光比拟为呼之欲下的月中仙女，皆得异曲同工之妙。周词这写月的三句，“桂华”句宛如未见其容，先闻其香；“纤云散”则如女子搴开帷幕或揭去面纱；然后水到渠成，写出了“耿耿相娥欲下”。如依王说，不用“桂华”而迳说“月明”，则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一栩栩如生的场面。所谓美成此词设想新奇，构思巧妙，正是指的这种表现手法。
然而作者的笔触并未停留在这里，他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写“时序风物”和“人家宴乐”之盛美。但作者把这些全放到背景中去写，突出地写只有在良辰佳节才出来看灯赏月的女子，故紧接着绘出了“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的窈窕形象。“淡雅”二字，恰与上文“相娥”相映衬。
“萧鼓喧，人影参差”是写实，却用来烘托气氛，体现闹中有静；而以“满路飘香麝”作为上片小结，到底是因人间有衣裳淡雅而又馨香满路的“楚女”引起作者对团而明朗的皓月产生了“耿耿相娥欲下”的联想和幻觉呢，还是用月里嫦娥来衬托或拟喻人间的姝丽，仙乎，人乎，那尽可由读者自己去补充或设想，作者却不再饶舌了。此之谓耐人寻味。
上片是作者眼前目击之景，下片则由当前的灯节一下借回忆而连接上了昔日自己在都城的灯节，由眼前景色，很自然地联想到汴京风光，用“因念”二字领起。结尾处的今昔之感，实自此油然而生。“都城放夜”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千门如昼”写得极空灵概括，然而气派很足。“嬉笑游冶”转入写人事，即都中士女在上元节日总的活动情况，其中也包括作者在内。
这些都是写上元应有之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着重点却在于“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这大有“晚逐香车入凤城”（张泌《浣溪沙》）的味道。柳永在一首《迎新春》的词里写汴京元宵的景况也说：“渐天如水，相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与周词所写，意趣正复相同。不过柳词朴实坦率，直言无隐；周词委婉含蓄，比较收敛而已。柳词是客观描述，周词则由上片的眼前风物回顾当年，情绪上是由波动而克制，终于流露出年华老去，“旧情衰谢”的无可奈何之感。故两词风调仍复不同。历来注家于“自有暗尘随马”一句都引苏味道《上元》诗中五六二句：“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词则反用其意，说是“更无一点尘随马”。而周词此处的用法似与苏味道诗略异其趣，意思是说女子坐着钿车出游，等到与所期男子在约定地点相遇之后，车尾便有个骑马的男子跟踪了。“暗”不独形容被马蹄带起的“尘”，也含有偷期密约，蹑迹潜踪的意思。这是苏味道原诗中所没有的。
底下作者自然而然转入了自嗟身世。“年光”二句是说每年都有这样一次元宵佳节，可是自己饱历沧桑，无复昔日情怀，那种嬉笑游冶的轻狂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以“清漏移”三句作结。一到深夜，作者再也无心观赏灯月交辉的景象，流连追欢逐爱的风情，于是就乘着车子赶快回到官邸（“飞盖归来”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意味），心想，任凭人们去狂欢达旦吧。
结尾之妙，在于“从舞休歌罢”一句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任凭人们纵情歌舞，尽欢而散，自己可没有这等闲情逸致了；二是说人们纵使高兴到极点，歌舞也有了时，与其灯阑人散，扫兴归来，还不如早点离开热闹场合，留不尽之余地。作者另一首词《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的结尾也说：“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两者都是写自己无复昔时宴安于声色的情怀，却又都尽极蕴藉含蓄之能事，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到了李清照，由于感情过分悲凉伤感，便直截了当地写出“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这样万念俱灰的句子，看似衰飒，情感却反而显得奔放，不嫌其尽。有人认为李清照的《词论》中没有提周邦彦，事实上却是承认周邦彦为词道正宗的，以此看来，未必尽然。
《捉船行》这首诗，反映了地方官吏在江南水乡借口军运，四处捉船、横加勒索、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诗分前后两个部分，共五层：第一层写官差捉船，第二层写吏役如虎，第三层写篙师敛钱买行，第四层写勒索样之多，第五层写官舫停泊码头。
“官差捉船为载兵”，诗首句即点明捉船的因由，原来是“载兵”去镇压抗清武装，暴虐不仁之举更是为的残民以逞之行。“捉”字，与“有吏夜捉人”（杜甫《石壕吏》）中“捉”，用法相同，写足了官差的横行，政治的黑暗。“为载兵”，点明了捉船目的，同时，也反映出清朝统治者调遣军队、镇压抗清斗争的罪恶行径。接着，就大船、中船、小船分别言之：大船买脱，中船潜避，小船无知，则被捉住。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句中“且”字，表明芦港潜避，是暂时的，终归逃脱不了吏役的魔掌。这就告诉人们：大船、中船、小船都在鱼肉之列。这一层是总述。
以下三层，具体写吏役如虎、横加勒索的情景：先写府里征用船只的文书下达后，吏役火速般地下村捉船敲诈勒索，村人穷得衣不蔽体，哪里会有钱供他们敲诈，只能忍受着鞭杖之苦。“快”“进”“急”，形容吏役闻风而动，争先恐后之状。“露肘”，见出村人穷困至极。“背似土牛”，用了一个典故。《魏书·甄琛传》：“赵修小人，背似土牛，殊耐鞭杖。”“土牛”，古时迎春用的土制春牛，以鞭捶打，谓之鞭春。此处用以比喻吏役象鞭捶土制春牛一样鞭打村人。接下去，写村人苦哀求，而吏役气势汹汹，往来船只，也只好送钱买放。“前头船见不敢行”，从侧面显示出“吏如虎”不送钱，将被捉去。再下去，写勒索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仍”“另”表明除了查点钱，还有“常行费”与“门摊”，因而“船户家家坏十千”。在这三层里，既有对吏役的鞭挞，又有对聚敛的抨击，更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尤其可贵的是：诗人把官吏比作吃人的老虎，把村人比作耐鞭的土牛，其内在含意更深远了
“君不见”三字，盛唐诗歌行体多用之，或以领起下文，或以推开意境意思都比较虚，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杜甫《兵车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高适《燕歌行》）等。此处则是用以表转折，由第一部分写私船惨遭勒索，转入第二部分写官舫逍遇自在：“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马头住”“嵬峨”，形容官舫雄伟高大，气势非凡，暗含贬意。这些嵬峨的官舫，插上官家旗帜谁也奈何不得，终日停泊码头，无所事事、惟寻欢作乐而已。
这首诗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对比。运用对比，来揭露社会现实中种种矛盾，特别是揭露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最得力不过的了。诗歌以绝大篇幅描写官吏如，船户遭殃，最后笔锋一转，描写官舫无用处，打鼓插旗，这就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由于结尾处用了“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等词语，对比的效果，更加显著。这种对比手法，在古典诗歌中，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诗经·小雅》中“或燕燕居息，或尽痒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北山》）等。白居易是善于用对比的，有农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与统治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重赋》）的对比，还有“红楼富家女”与“绿窗贫家女”（《议婚》）的对比，等等；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怀五百字》），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由此可以看出吴伟业诗法盛唐和元白之一斑。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这首《采桑子》，上片写仙境，下片写人间。天上人间，凡人仙女，音书隔绝，唯有心期。
第一句“彤霞久绝飞琼字”，便点出仙家况味。仙子已经多日没有书信了，那么，既无书信可通，不知道仙女此时在哪里，她为什么还不寄信给我，她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叠唱“人在谁边”，叹息不已。
词的下片，由天上回落人间，由想象仙女的情态转入对自我状态的描写。“香消被冷残灯灭灭”，房房间是清冷的，所以房间的主人定也是清冷的，房间的主人不把灭掉的香继续点燃，不盖上被子去暖暖地睡觉，就算是夜深独坐，也不把灭掉的灯烛重新燃起。
因为，房间的主人想不到这些，他只是坐在漆黑的房间里“静数秋天”，默默地计算着日子。等待的日子总是十分难挨，等待中的时间总是十分漫长。待到惊觉的时候，才发现“又误心期到下弦”。
就在这一天天的苦挨当中，不知不觉地晃过了多少时光。这最后一句，语义模糊，难于确解，但意思又是再明朗不过的。若“着相”来解，可以认为容若与仙女有约于月圆之日，却一直苦等不来，挨着挨着，便已是下弦月的时光了；若“着空”来解，可以认为容若以满月象征团圆，以下弦月象征缺损，人生总是等不来与爱侣团圆的日子，一天一天便总是在缺损之中苦闷地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