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十五从军征》,是一首暴露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汉代乐府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当时黑暗的兵役制度下的不平和痛苦。这首诗描绘了一位少年从军65年返回故里时家破人亡的情景,揭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也同时说明了作者讨厌战争,渴望和平,关心劳动人民。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主人公的思想脉络由六十五年的征战生活进入邈邈旷野、漫漫古道,对亲人家园的现状由茫然无际的想象到急切地、盼知又怕知地询问,读者由开头两句诗展开的遐想的翅翼也在主人公焦急的劈头问话声中收束。,一句“家中有阿谁”的追问,推出了作品的聚光点——家。六十五年了,岂敢奢望家人安然无恙、亲人健在?能有一二幸存者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所以他只问,家中还有谁侥幸苟活人世呢?可是,“乡里人”的回答却如站在雪地里浇下的一盆冰水:“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在这动乱的年月,我的亲人们竟无一幸存者?多少年来积压心底的感情,向谁倾诉、向谁表达啊?唯有那青青松柏、垒垒坟冢吗?那,就是我的家吗?不,不,不可能!
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由遥看到近见,满眼更加荒凉凄楚的景象。作者没说室空无人,而是抓住野兔见人钻进家畜窝中自以为得所,野鸡惊飞落到屋内梁上自以为安的情景;作者没有直书庭园荒芜杂乱,只摄取了井边、中庭随意生长的葵菜和谷物两个“镜头”,人去屋空,人亡园荒,更其形象,倍伤人心神。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站在曾经炊火融融、庭园整洁的“家”的面前,站在盼望了六十五年可又无一亲人相迎的家的面前,竟然比想象的还不堪十倍、百倍……这是怎样一种情境,将掀起读者怎样的感情波澜呢?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他走出年久失修的破门,向东方看去,他也许还抱着希望,他看到了谁?看到了什么呢?他也许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也许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茫然地从幻想中走出来,低声哭了起来 “泪落沾我衣”五个字,饱和了多么丰富、多么深厚、多么沉痛的感情内涵啊! 主人公和他的家的相互映衬的叙写,把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水平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服了整整六十五年兵役的人,竟然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那些没有服兵役的亲人们,坟上松柏都已葱葱郁郁,可以想见他们生前贫寒凄苦的生活还不如每时每刻都可能牺牲的士卒;作品具体写的是主人公为国征战六十五载却有家归不得,等到归时却又无家可归的不幸遭遇和惨痛心情,而他的不幸与那些苟生且不能只有走进静默、暗湿、冰冷的坟墓的亲人们相比,他又是“幸运者”了。作品就不仅仅暴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的黑暗、罪恶,不仅仅表现了八十老翁一人的不幸,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比个人不幸更深广的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社会的凋敝、时代的动乱,
他向远方望去,难道自己的祖国里,只有自己一家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