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并不仅仅是写一家父子的事件，而是高度概括了千千万万个农民的家庭，所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正是农家普遍的情事；而“原上田”、“山下荒”也并不特指某山某原，而泛指已耕的熟田和待垦的荒地，从耕田写到开荒，简洁有力地刻划出农家一年到头的辛苦，几乎没有空闲可言。十个字具有高度的涵盖力，增加了诗意的典型性，几乎成为封建社会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一句在揭露讽刺的时候，不发议论而重在摆事实，发人深省。“六月禾未秀”不单指庄稼未成熟。按正常的情况，四五月稻苗就该扬花（“秀”），“六月”应已收割。而“禾未秀”，当是遇到了旱情，暗示着歉收。而按唐时两税法，六月正是应该交纳夏税的时节，所以“官家已修仓”本身就暗示着对农民劳动成果的窥伺和即将予以剥夺，而这种窥伺出现在“六月禾未秀”之际，更觉意味深长。“禾未秀”而仓“已修”，一“未”一“已”，二字呼应。
题前摄景，洗炼概括，融情入事，其中任何一种手法都可以收到言简意长的效果。而此诗恰当地同时运用这三种手法，艺术效果也就更加显著。
这首小词是借女子的形象和心态抒写“离恨”的，全用白描，不假雕饰，极朴素，极清丽，几类小曲。上片追忆往日的幽会，刻画女子娇慎佯羞的形象，情意婉转但遣词造句问并不让人觉得刻意雕琢。
“背立盈盈故作羞”的“盈盈”二字的确是灵动精巧，将词中女主人公的风姿、仪态之美妙动人浓缩在其中。《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中有“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之句。这里用“盈盈”二字，也体现出词中女主人公与《古诗十九首》中这位娇美、轻盈、光彩照人的女子一样的形象。“手按梅蕊打肩头”是极能体现纳兰词风的一句化用。女子纤纤素手揉碎了梅蕊，抛向情郎肩头，嗔怪之情与娇羞之态相融，旖旎万分。上片四句，酷似李煜词“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斛珠·晓妆初过》）所描绘的情景，而在香艳中更觉清新，在婉丽处又现俊逸。
下片写眼见耳闻之景，淡淡之云与悠悠之水，伴和着耳畔的笛声，更烘托出离恨的凄苦。“一片横笛锁空楼”写笛声萦绕在空寂的阁楼中。一个“锁”字形容笛声不绝，仿佛凝滞。笛声与梅花，向来是诗词中道尽凄清的意象，观梅闻笛，便勾起古往今来多少人的感情。唐朝崔道融就有《梅花》一诗：“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横笛和愁听，斜技依病看。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笛声总是清冷空幽的，而此时又是离别在即，相见无期，让人怎能不满心愁绪。结句以虚笔勾画了一幅月夜春泛的美妙图画，并以此虚设之景，进一步抒发了离恨的心·曲。“何时共泛春溪月，断岸垂杨一叶舟”，想象中的良辰美景，更衬得当下的离别之苦不堪忍受。
古时不比如今，车行不便，一别之后有可能就是余生难再相见，时间，距离，生死，再如何情比金坚在这样的刁难前也都只能面对。纵是帝王，李煜也要说“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放之纳兰，更是无可奈何。
“美人为政本忘机，服药求仙事不违。”借服药求仙喻已，暗寓有德能的人不会有违心意。
“叶县已泥丹灶毕，瀛洲当伴赤松归。”陈述诗人丹灶已泥好、结伴赤松仙人回归的景致，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情趣。
“先师有诀神将助，大圣无心火自飞。”描绘一幅山神助药成丹、炉火自飞飘逸的幻美仙境，宛如“若有道者登居之，则山神助福”一般。
“九转但能生羽翼，双凫忽去定何依。”刻划出李白超凡脱俗的想像力，也借双凫的典故，暗寓从政与成仙并非不可调和的。
前四句前解，炼丹的炉火不必一定确有其事，即使真的没有，也没有需要说清楚，留给与诗人一般的有德能的人，寄托内心处的雄心，悠然自得，闲情自乐。虽说这样，成仙还需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是否妥当，方相适应。正如深山闲院，是地利；晚年绝欲，是人和；长夏凉风，是天时；却病摄心，是妥当。除了这四个因素之外，就不要妄意成仙了，甚至如崔，现为雍丘，而署安丹灶，这真是老大不方便啊。看诗人这四句诗意，全是满肚不悦的情愫，也隐隐流露出诗人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不甘之情。
一二句，说从政久早已忘机，与仙理冥合，合乎情理；三四句，说现今从事炼丹，一定能够超凡脱俗而离去，反之便是服药求仙不是为政之道，雍州公廨不是烧丹的地方。而其词令乃更委婉，这不是其他诗人所能醒悟的。
后四句后解，只为要问他“但”字、“何”字，言崔信慕既笃，功夫转深，神必将助，火必自飞，理之自然，固不必说。但不知既生羽翼，乃欲何去？雍州苍生，又如之何？真是教他挢舌抵齿，无法应对，妙绝妙绝。
解读此诗，始知全集中有无数神仙丹药之妙语，皆是当日雄心寄托。所谓世上绝顶聪明男子，则如先生者是也。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