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是从描写巫山景色着笔，循着巫山神女的典故展开诗思的。
诗的首三句，“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将巫山十二峰的奇特景观，表现得十分精当，一下子就摄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引领大家进入到诗的意境中去。“神曳烟”三字，极妙。这三字，形象描绘巫山闻空滚缥缈、渐移缓行的烟云，它与波澜翻滚、水势迅猛的“大江”，形成动态上的强烈比差；同时，大江、云烟的动态，又与静谖的陡峭山壁，丛碧树木，构成鲜明对比，使全诗的开端显得色彩和谐，层次感强、动静配合，富有诗情画意。如此优美的环境，接容易感发超人们的奇思遐想。“神曳烟”里的“神”字，轻笔一点，便逗引出下文巫山神女构典故来。至此，诗情便从景色描写很自然地转入到优美的传说故事中去。
“楚魂寻梦风颸然”以下四句，专写楚王梦寻瑶姬事，诗里的“楚魂寻梦”，即指此事。李贺翻用这则典故，不说巫山神女会见楚王，反过来说楚王的灵魂在飒飒的凉风里去寻求梦中的瑶姬，但是，瑶姬一去已隔千年，巫山之阳再也找不到她的形迹，剩下来的只有在晓凤飞雨里生长的苔藓，丁香翠竹丛中传来的老猿的悲啼声。诗的结尾二句，申足上文诗意。神女不在，古祠尚存。诗云“椒花坠红”，这是因为长吉从未到过蜀地，出于艺术想象，所以误将紫赤色的花椒果实当作花朵，写出“坠红”的诗歌意象。山里湿气重，似乎云也是湿的，故云“湿云”。两旬意谓古祠近月，寒气侵逼，空寂无人，不时有椒花坠落在古祠旁。用空寂的意境收束全篇，有力地突现了“楚魂寻梦”的空幻，暗示了全诗的题旨。
揣摩其艺术特色，有三点：一是着力于揭示矛盾，求变求新。作者的这种艺术追求突出地表现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例如开头三句，使山与水相比照：峰峦高耸，岿然不动；江水绵延，翻滚不已。一者静，一者动；一者高，一者远；一者秀丽，一者混沌。于对比中生发出气势来，显得雄高远，开阖动荡。
二是重音叠字用得巧妙，丰富了语言的内涵。如开头的“碧丛丛”。中间的“瑶姬一去一千年”，两个“一”字，一虚一实，似乎彼此不相干，其实联系紧密，具有非凡的表现力。“一去”有“去不复返”的意思，而“一千年”则暗示逝者的无情和时间的无情。多情的“楚王”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神女的身影，这就有效地浓化了诗歌的悲剧气氛。
三是出奇制胜，用暖色调表现悲凉的景况，很成功。末句“椒花坠红湿云间”，红不仅是暖色，且多用以渲染喜庆场面。这里把它和动词“坠”字、形容词“湿”字相缀连，惨红的颜色和凋残的态势令人触目伤怀，就象堕楼的绿珠引起后人广泛的同情、惋惜和哀伤那样，所有美好的、充满生命力的事物被毁弃，更加剧人们的伤感心情。
这是一首缘事抒怀的诗作，实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激烈斗争实况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文坛百花凋残、众芳零落的荒芜景象；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摧残革命文艺的黑暗现实；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以及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惧强权，决心同其战斗到底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鲁迅时时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爱国深情。
这首诗，是鲁迅久积悲愤、愤涌而出的结果。因而，在无限悲愤之中蕴藏着呐喊的豪情，在凝炼精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与其战斗的韧劲。诗意婉转，而又义正词严，比喻浅豁，却又含而不露，用典质朴，但又朴而见雅。全诗层层递进，不枝不蔓，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极强的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高度与艺术的精度。首句直揭黑暗的现实、险恶的环境，为下面诗情的展开作了铺垫。次句暗述朋友的规劝，一个“惹”字，既牵动了作者重返“旧游之地”的“梦思”，又倾吐了作者“如处荆棘”的恶劣环境的愤慨。第三句中的一个“恨”字，寓托深刻，既含有作者对国民党摧残文坛罪行的无比憎恨，又含有作者对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这一句，既以“芳林寥落”与首句的“文章如土”相呼应、相补充，又起引出末句的作用，以兰、菊不同季节开放为喻，暗述自己“很难成行”的缘由，表达了作者誓与他们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与坚强决心。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农历七月初七夜晚，俗称“七夕”，又称“女儿节”、“少女节”，是传说中隔着“天河”的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相会的日子。古代，七夕的民间活动主要是乞巧。所谓乞巧，就是向织女乞求一双巧手的意思。乞巧最普遍的方式是对月穿针，如果线从针孔穿过，就叫得巧。这一习俗唐宋最盛。
《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是一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诗句浅显易懂，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碧霄”指浩瀚无际的青天。开头两句叙述的就是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后两句将乞巧的事交代得一清二楚，简明扼要，形象生动。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愈加体现了人们过节时的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