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此诗看成是一首痛惜贤臣遭受迫害斥逐的诗,那么,首章写那位遭受迫害斥逐的贤臣,他头戴素冠,身体瘦瘠赢弱,忧心忡忡,由外在形貌而及内心活动,将人物形象逐渐展现出来,颇有屈子行吟泽畔,“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的意味,带有浓厚的悲剧气氛。第二、三两章,首句仍写“棘人”服饰,前章“素冠”与此“素衣”、“素韠”由上而下地描绘出“棘人”全身服饰,“素”字使人想见贤臣清白高洁的形象。第二句“我心伤悲”云云,直抒诗人情愫。第三句“同归”、“如一”云云,表明诗人的意愿,思想情感较之“伤悲”、“蕴结”又进了一层。全诗人物形象鲜明,诗人情感深厚,每句均以语气词“兮”字煞尾,悲音缭绕,不绝于耳。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当贤臣遭受迫害斥逐之时,诗人毫无避忌之心,明确表示自己的同情心和与之同归的态度,此种精神难能可贵,于世情友道颇有教益。则诗人亦为贞良之士,可知也。
此诗从第一章写素冠、第二章写素衣,第三章进一步转入素色蔽膝,自上而下,一路写来,诗人所遇君子全身素裹,洁白的装束,素朴的品德,令人见之肃然起敬。
如果把此诗看成爱情诗,那么,每章首句就是以服饰代人,表示急切希望见到对方,次句诉说因见不到而忧思悲伤,末句说愿永结同心。
《弈喻》借事议论,用浅近易懂的事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人观他人之失易、观自其之失难,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的哲理。全文依事取譬,抽象事理,短小精悍,议论风生,能给读者以许多教益。
文章第一自然段生动简洁地叙述了一次观弈、对弈的经历。观弈时,作者对客是“嗤其失算”“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已”;对弈时却是数子先失,中盘苦思冥想,终局惨败,最后落得个“赧甚,不能出一言”的结果。观弈和对弈时,作者对自其和对客人的棋技判断差距如此之大,这引起了作者的深思。“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默坐”正是作者弈败后冷静反思的表现。由此引出第二段发人深省的议论。以“弈”喻“学”,提出学者应辩证客观地看问题,要像下棋一样,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冷静地思考问题。这一段首先列举“今之学者”不正确的治学态度。“多訾古人之失”,“乐称今人失”,“多訾”“乐称”,形象地刻画了那些“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的学者的浮躁情态。然后提出作者的主张,看问题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第三段,扣住弈棋情况深入一层议论,指出下棋的好坏有标准,大家能评判。事理方面的问题由于各人都认为自其正确,是非标准就难定了。“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由此,作者指出:别人的短处,可能正是自其的长处;而自认为没有短处,却正是最大的短处,于人于其,都应该正确对待、全面评价,所以绝不应该彼此嗤笑。
在选材上,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事实胜于雄辩”,能否选好事例,对于一篇说理文来说非常重要。《弈喻》类似今天的杂文,事例典型与否更是成败的关键。作者精心地选择自其的一次亲身经历,而且是ー次令十分难堪的经历,这本身就很容易警动读者。加上事例的前后对比十分鲜明,富于戏剧性,先是观人之失,作者从心限里瞧不起客人的棋艺;是见其之败,事实证明客人的棋艺比他高得多。这样有趣而严峻的事实,深刻的哲理已暗寓其中,不由得读者不接受。作者对事例的剪裁,也见功力。凡是与主题无关的,如棋场的气氛、客人的形貌、下棋的步骤等一概省去,而着重于反映作者的心理变化,并以此变化为线索,凸现整个事例。先是“其失算”,以为“不逮其”,后来对局,“予颇易之”,再后“予思益苦”,最后“予赧甚,不能出一言”,描写紧紧扣住主题,不枝不蔓。这为下文所要阐明的道理作了铺垫,使下ー段省去了许多抽绎引思的文字,文章自然就精练了。
在结构上,作者构思很精巧。三段之间跳跃性很大,每段前后并无任何关联词语,读来却丝毫没有接不上、梗阻不通的感觉。原因在于作者注意了文章的内在联系——道理的连接和发展,这也就是古人说的“文气贯通”。如前所分析的,作者在第一段落笔时,就已考虑到主题的需要,读者顺着作者的思路读完一段,虽不能说已得出第二段要揭示的道理,但至少已接受了作者的“暗示”,第二段跳跃再大,也不会觉得突然。第三段对第二段显然跳跃也很大,由于它是第二段哲理的深化和发展,即由讨论个人的得失到探求真理的得失,这是思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顺理成章,读者也会感到很自然。同时,在揭示哲理的方法上,全文均采取对比的方法。第一段将客与其对比,将客的失败其的失败对比;第二段是今人和古人对比,是自其的过失与别人的过失相比;第三段是把下棋和探求真理对比。由于方法的一致,文章也就显得脉络清晰,前后统一。另外,该文每段虽无关联词语,却注意了词汇的前后照应。三段文字的中心词都是“失”,这个“失”字的内涵是一致的,而它的外延却随着段落的变化而扩大,这是古代散文修辞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既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整体性,而又使它错落有致、含蕴无穷。
在语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讲求。像“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等句,对仗工整,道理在一正一反的比照中相对而出,十分醒目。对仗句用得好,不仅能使语言精练,句子含义丰富,而且由于上下文对比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加之蕴含哲理,容易构成警句,加深读者的印象。
其年,陈维崧字。在他的填词图上题咏的很多,是清初词坛上闻名的风流韵事。朱彝尊的《迈陂塘》词是其中的一篇,是享有盛名的一篇。
朱彝尊和陈其年,私交甚厚,出处也大体相同。早年,二人曾合刻《朱陈村词》,抗清复明活动中引为同志。以后乞食四方,历游半个中国,落魄潦倒,侘傺不得志。晚年同应博学鸿词。这首词写于二人未出仕前。
陈廷焯说:“迦陵(陈维崧号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又说:“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结论是:“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以上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三)都是深中肯綮的公允之论。不信,请看朱彝尊的评说。“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青兕”:传说中的猛兽,这里代指辛弃疾。辛词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神勇无比,后人誉为青兕转生。朱彝尊巧妙地移作迦陵评语,谓其专擅清初词坛,摆脱常规拘束,飞扬跋扈,目无余子。“前身可是青兕?”这一设问极妙,若非青兕,何来如此神勇?既有如此神勇,前身应是青兕,从反诘中予以肯定。同时也揭出迦陵词与辛词的师承关系,其词风是从辛弃疾一脉而来,“跋扈颇参青兕意”(朱祖谋语),形神肖似的程度,不妨说成是清初的辛弃疾,这一点是朱彝尊未明言而会首肯的。至此,读者面对填词图中的人物——陈其年,有了总体把握:是不同凡响的填词大家,有着迥异常人的创作个性,独揽词坛的崇高地位,源出稼轩,以豪放为主要特色的创作天才。言简意赅,肮脏流转,熔叙述、评论、谀扬、疑难,以及旧典新说于一炉,五彩纷呈,先声夺人,予读者以鲜明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后人每以朱(彝尊)陈(维崧)并称,如此句的大笔勾勒,力透纸背,亦见朱氏的功力,确能旗鼓相当。
“风烟一壑家阳羡”,借杜牧诗“一壑风烟阳羡里”成句,点出主人公世居的古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山光水色,佳美风景。恰好这儿也是宋代著名词人竹山的乡里。竹山,蒋捷号,词风追步稼轩,刘熙载《词曲概》里称他为“长短句之长城”,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影响尤大。这从地理上追溯其词学渊源。作者以平淡无奇的笔触,娓娓道来,极自然地一笔带出,为首句的评述作了补充。
犹如影视镜头,渐渐由远处摇至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逼近观察填词图中的生活场景:画面上罨画溪(地名。在宜兴县东南。古时有指为圻溪或东泻溪者)穿越而过,溪水清越,缥碧见底,泉水激石,似闻泠泠作响;两岸夹生藤花,珠结翠绕,摇曳多姿,倒映水中,青绿喜人。图中的主人公,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和桌几之属,安坐在那溪旁的绿树阴中,正悠然出神地苦思冥想,捕捉“空中语”,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创造出飞扬跋扈的好词。
写到这里,已将“其年填词图”题目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山穷水尽处,笔头一转,突作放达语:人生快意事,但求“紫笋烹泉,银筝侑酒”便足够了,“此外总闲事”!“紫笋”,茶之名器。相当于今天出产的宜兴紫砂壶。“银筝”:名贵的银装筝。也就是说,闲来掬取一勺名泉,烹上一壶酽茶,与三五旧友新欢,意气风发,谈艺论文;兴来丝竹吹弹,饮酒作乐,象刘禹锡诗中说的“插花女儿弄银筝”,姜白石词中说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曲终了,捧巨觥劝进,昏昏然不复与外事相接。是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是作者的劝慰语,也是画图上无法绘出,深藏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酸楚语。在沉痛的感喟中读者顺理成章地领略到词外之旨:旷世奇才,不为世用,只能沉湎于酒旗歌板之中,有情人当一掬同情之泪!
上片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一、始终扣紧“其年填词图”五字写实写足。从总体到局部,从大处到细节,从外形到内涵,立体交叉,纵横开合,立足画面,从“图”生发。即使是“紫笋”、“银筝”,也是图画中的实有之物。年次少于陈维崧的同里词人蒋景祁,在其词注中便曾说“填词图中旁画士女”,正是“插花女儿弄银筝”的真实画面。而总体评说,乡学渊源,创作环境,烹泉论艺,以及银筝正拍,快意时浮一大白,却说的是“填词”因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其年”二字,多角度地托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陈维崧来。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虚实交替,移步换形。言飞扬跋扈,突来“可是青兕”一问;说阳羡山水,攀上古人竹山乡亲;明写创作环境优美,潜台词是:词赋乃小道,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的营生。分看似乎各自独立,合看则围绕“其年填词图”轴心旋转。散珠委地,线穿珠联,一环套住一环,一层递进一层,光怪陆离,变换莫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了有声画(俗说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的功用,以“紫笋”、“银筝”等实有之物为道具,转瞬间,成为深层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成因,有助于多层次地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
过片以下不再就“图”立说,只就“其年填词”进行细部刻镂。
“空中语”:据《冷斋夜话》载,法云和尚劝黄庭坚多做诗而艳歌小词可不作;黄庭坚说:小歌词是“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亦即歌词乃凭空结撰之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菱角”:白居易诗:“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菱角、谷儿皆侍婢名。意谓歌词中的艺术形象,不管是构想中的标致小姐,或是具体描绘的扎着丫髻的婢女,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朱彝尊自题词集《解珮令》亦曾说:“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与此意同,但说得更显露。这里推己及人,说陈维崧凭空结撰之词,虽不乏“燕钗蝉鬓”、“歌筵红粉”之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寄托作者的幽愤。陈廷焯评说:“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放歌集》卷三)是为知言,他们不为世用,饥驱四方、抑塞磊落之气发而为词,正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非飘浮空泛的游词。若从艺术创作之法则言,正如陆机《文赋》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称词为“空中语”,却也合理而又形象。
陈维崧才思横溢,意豪气盛,中遭家门变故,颠沛流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全都通过词来宣泄,有时一日作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填词之多,古今称最。“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是实事实说,不是夸诞之言。“乐章琴趣”,柳永词集称《乐章集》,黄庭坚、晁补之的词集同称为《琴趣外编》,是以二集名代指填词。为何二者叠用呢?这是词律规定字数的需要。迦陵词在长期的流传中散失很多,有的是作者漫不经意随作随丢,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千六百多首,也还是古今作者中词作数量最多的。如此既多且好的歌词,就使从前的那些善歌者或记曲者相形见绌了。“团扇底,也直得尊前、记曲呼娘子?”“团扇”:据《古今乐录》载:晋王珉好捉白团扇,其嫂婢谢芳姿善歌《团扇歌》。又“记曲呼娘于”,据《碧鸡漫志》载:张红红颖悟绝伦,每听新声,即能记其拍,一声不失;后招入宜春院,宫中号为记曲小娘子。这些谢芳姿、张红红之流,当然不是陈维崧的敌手,显得名实不副,只有从酒旗歌筵前消失,让位于陈维崧的新声了。
最后数句,极力写陈词之艺术感染力和流传之广大。不论是城市和墟集(“旗亭”,市楼。“药市”,《成都古今记》:九月药市。指墟集)都可听到传唱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江南江北”,向子諲词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歌声揭响入云,震落屋梁上的尘土(“歌尘”,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又如清晨吸一口井华水(“井华水”:《本草注》: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颜色),沁人心脾,顿觉性平气和,颜色温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屯田词。”(按“井华水”已见前《本草注》,此又引《避暑录话》释“柳下井华水”,为行文方便,二注都用了。)迦陵词流传的盛况,也同于柳词的情景。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作圣作贤,建功立业是无望了,有这许多佳词丽篇,家喻户晓,广被天下,也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聊以自慰了。
后片极写其“盛”,却笼罩悲愤之雾,这也是全词的基调。朱彝尊才学富赡,有喜欢掉书袋的毛病,这首词隶事太多,就是证明。再则迦陵词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的短处,虽不影响朱氏的总体评价,读者却是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