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百余字的谈话精辟短小,特色鲜明。作者先表彰耿弇的功劳,以淮阴侯韩信作衬托;再用“有志者事竟成”激励之。。
第一句至第三句是文章的第一层,写光武帝对耿弇削平割据的战略构想并不以为然,但当战争开始后耿弇在战斗中节节胜利,使光武帝为之振奋。尤其是当耿弇拿下临淄以后,光武帝深受震动,破例亲临前线劳军。他对耿军事上的才能和胜利极为赞赏,可他并不是滔滔不绝空发议论,而是用简练生动的事实来说明问题。如:过去用兵如神的韩信,是破历下开创了汉家基业的。而今,耿弇却以攻取祝阿而大显神威,可以说是和韩信“功足相方”了。过去,韩信平定青州,是“袭击已降”,借他人之力取胜,而现在耿弇却凭借自己的才智,“独拔勍敌”,这就高出韩信一筹了。所以说“其功乃难于信也”。这些事实表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些胜利的取得,恰恰表明了耿弇是个“有志者”,是个非同一般的英雄。作者以历史和现实来评人论事,既省却了大段的空泛议论,又达到了表彰鼓励耿弇的目的,使人心悦诚服。 [1] 作者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了耿弇智勇双全、功勋卓著。首先,作者用今昔对比,说明韩信“开基”和耿弇“发迹”皆在战略要地“齐之西界”。耿弇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对稳定东汉局势有重大意义,其功劳是足以和韩信相媲美的。历史上,汉家基业的创立,是靠韩信这样一批功臣实现的,而现今的中兴,也是由于有耿弇一样的骁将而成功的。光武帝是感到由衷欣慰的。接着,作者又进一步用衬托的方法,突出表彰耿弇的功劳大大超过了韩信,因为韩信虽然勇冠三军、所向披靡,但他平定齐国时是“袭击已降”,攻击的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算不了什么。而耿弇平定割据势力,却“独拔勍敌”,靠自己的智勇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以“其功乃难于信也”,是不容置疑的。作者以韩信这位盖世英雄作衬托,突出了耿弇的不同凡响。这种赞誉无疑会更加激励人们的斗志,也达到了光武帝劳军的目的。
第四句至第五句为第二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指明历史上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对田横投降后“诏卫慰不听为仇”,而现在对张步也将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诏大司徒释其怨”。这一比较,一方面交待了对敌政策,瓦解分化了敌人,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炫耀自己是明君贤主的心理。对比和衬托的运用,使文章更加生动感人。
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简短,语言生动。这段谈话一共六句三层。前三句为一层,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表彰耿弇的功绩,简练阐述他不仅和韩信“功足相方”,而且“其功乃难于信”。中间两句为一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回顾历史,联系现今,交待对张步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最后一句为一层,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结束谈话。这三层紧密相联,环环相扣,不蔓不枝,观点鲜明。这段谈话,语言也异常简洁, 凝炼, 如对历史事件, 寥寥数笔精炼概括, 既不铺张展开, 也不妄加评论, 省却大量篇幅, 作到言简意赅。尤其是“有志者事竟成”一句, 有画龙点睛之妙, 因此, 至今还是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的习惯用语。
本文只有百余字,但能恰当地引用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光武帝首先将耿弇的功业与西汉名将韩信相比,并且认为耿弇攻取祝阿比韩信攻破历下更难,所以更值得称颂,这大大地肯定了耿弇的战功。接着又引证史实,表明只要张步投降,他愿意赦免其罪过。这就进一步瓦解了敌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光武帝来到临淄,亲自慰劳军队,群臣都在这里集会。光武帝对耿弇说:“过去韩信击破历下而开创汉朝的基业,而今将军你攻克祝阿而由此发迹。这两个地方都是齐国的西部地界,因此你的功劳是足以和韩信相比的。然而韩信袭击的是已经降服的对手,而将军你却是独立战胜强劲的敌人,取得的功劳要比韩信困难。另外,当初田横烹杀了郦食其,到田横投降的时候,高帝下诏给卫尉郦商,不允许他与田横为仇。张步以前也杀了伏隆,如果张步来归降听命,我也要诏告大司徒伏湛,解除他和张步的冤仇,这两件事又更加相似。将军你以前在南阳的时候,就提出这项重大的计策,我曾经以为这事无人理解难以实现,如今看来,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
注释
光武帝:即汉光武刘秀。
公元25——57年在位。
临淄:原春秋战国时齐国的都城。
在今山东省临淄县。
耿弇(yǎn):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字伯昭。
刘秀即位后,任建威大将军,封好畤侯。
韩信破历下:汉高帝三年,韩信袭击历下军,平定临淄。
历下,今山东历城县。
祝阿:地名,故地在今山东长清县。
光武帝建城五年春,张步屯军祝阿,耿弇率兵讨伐,大破张步。
后两军又战于临淄,耿弇攻临淄。
这时光武帝车驾到临淄,亲自劳军。
西界:历下、祝阿都是古时齐、鲁的分界,在齐国的西部。
秦末,田儋自立为齐王,割据旧齐地。
后田儋子田横,立兄田劳子广为齐王,自己为相。
汉王刘邦派郦生去齐劝降,田横接受,解除历下军。
韩信便趁其不备袭击。
勍敌:即劲敌。
实力强大的敌人。
田横烹郦生:当韩信袭历下时,田横以为郦生出卖了自己,便将郦生烹杀。
郦生,即郦食其。
卫尉:即郦商。
陈留高阳乡(今河南杞县)人。
郦食其的弟弟,刘邦即帝位后封信成侯。
“张步”三句:光武帝派光禄大夫伏隆拜张步为东海太守。
刘永也遣使立张步为齐王,张步接受刘永的封号,杀了伏隆。
大司徒,伏隆的父亲伏湛。
“将军”二句:耿弇在南阳跟从刘秀,自请北收上谷兵,平定渔阳的彭宠,涿郡的张丰,东攻张步,平定齐地。
当时,刘秀同意了他的策略。
这篇百余字的谈话精辟短小,特色鲜明。作者先表彰耿弇的功劳,以淮阴侯韩信作衬托;再用“有志者事竟成”激励之。。
第一句至第三句是文章的第一层,写光武帝对耿弇削平割据的战略构想并不以为然,但当战争开始后耿弇在战斗中节节胜利,使光武帝为之振奋。尤其是当耿弇拿下临淄以后,光武帝深受震动,破例亲临前线劳军。他对耿军事上的才能和胜利极为赞赏,可他并不是滔滔不绝空发议论,而是用简练生动的事实来说明问题。如:过去用兵如神的韩信,是破历下开创了汉家基业的。而今,耿弇却以攻取祝阿而大显神威,可以说是和韩信“功足相方”了。过去,韩信平定青州,是“袭击已降”,借他人之力取胜,而现在耿弇却凭借自己的才智,“独拔勍敌”,这就高出韩信一筹了。所以说“其功乃难于信也”。这些事实表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些胜利的取得,恰恰表明了耿弇是个“有志者”,是个非同一般的英雄。作者以历史和现实来评人论事,既省却了大段的空泛议论,又达到了表彰鼓励耿弇的目的,使人心悦诚服。 [1] 作者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了耿弇智勇双全、功勋卓著。首先,作者用今昔对比,说明韩信“开基”和耿弇“发迹”皆在战略要地“齐之西界”。耿弇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对稳定东汉局势有重大意义,其功劳是足以和韩信相媲美的。历史上,汉家基业的创立,是靠韩信这样一批功臣实现的,而现今的中兴,也是由于有耿弇一样的骁将而成功的。光武帝是感到由衷欣慰的。接着,作者又进一步用衬托的方法,突出表彰耿弇的功劳大大超过了韩信,因为韩信虽然勇冠三军、所向披靡,但他平定齐国时是“袭击已降”,攻击的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算不了什么。而耿弇平定割据势力,却“独拔勍敌”,靠自己的智勇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以“其功乃难于信也”,是不容置疑的。作者以韩信这位盖世英雄作衬托,突出了耿弇的不同凡响。这种赞誉无疑会更加激励人们的斗志,也达到了光武帝劳军的目的。
第四句至第五句为第二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指明历史上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对田横投降后“诏卫慰不听为仇”,而现在对张步也将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诏大司徒释其怨”。这一比较,一方面交待了对敌政策,瓦解分化了敌人,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炫耀自己是明君贤主的心理。对比和衬托的运用,使文章更加生动感人。
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简短,语言生动。这段谈话一共六句三层。前三句为一层,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表彰耿弇的功绩,简练阐述他不仅和韩信“功足相方”,而且“其功乃难于信”。中间两句为一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回顾历史,联系现今,交待对张步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最后一句为一层,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结束谈话。这三层紧密相联,环环相扣,不蔓不枝,观点鲜明。这段谈话,语言也异常简洁, 凝炼, 如对历史事件, 寥寥数笔精炼概括, 既不铺张展开, 也不妄加评论, 省却大量篇幅, 作到言简意赅。尤其是“有志者事竟成”一句, 有画龙点睛之妙, 因此, 至今还是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的习惯用语。
本文只有百余字,但能恰当地引用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光武帝首先将耿弇的功业与西汉名将韩信相比,并且认为耿弇攻取祝阿比韩信攻破历下更难,所以更值得称颂,这大大地肯定了耿弇的战功。接着又引证史实,表明只要张步投降,他愿意赦免其罪过。这就进一步瓦解了敌军。
这首《满庭芳》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情。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它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失败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也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愤世俗和飘逸旷达的两个性格层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典型意义。
词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作了无情的嘲讽。功名利禄曾占据过多少世人的心灵,主宰了多少世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它构成了世俗观念的核心。而经历了人世浮沉的苏轼却以蔑视的眼光,称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著甚干忙”揭示了追名逐利的虚幻。这不仅是对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蝇营狗苟尘俗人生的否定。词人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带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事”,指名利得失之事,谓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页无须过分介意。这个思想来自老子。《老子》说:“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这就是“谁弱又谁强”一句的本意。一方面,“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一方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第八章),苏轼领会此意,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不敢作文字”(黄州所作《答李端叔书》)。“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是他这个时期自处的信条。所以,“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意图在醉中不问世事,以全身远祸。一“浑”字抒发了以沉醉替换痛苦的悲愤。一个愤世嫉俗而以无言抗争的词人形象呼之欲出。
下片于自叙中夹以议论。“思量,能几许”,承上“百年里”说来,谓人生能几;而“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即李白“为欢几何”之意。“风雨”自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所“妨”者是人生乐事。陆游《假日书事》诗所云“但嫌尤畏(尤才畏讥)妨人乐”,即是此意。苏轼一踏上仕途便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命途多难,先后排挤出朝,继又陷身大狱,幸免一死,带罪贬逐,昔时朋友相聚,文酒之欢,此时则唯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当此时,词人几于万念皆灰。“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是因“忧愁风雨”而彻悟之语。他的《答李端叔书》中有一段话可作为这两句词的极好注解:“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地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进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已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此得罪既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逐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才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可见“抵死(老是)说短论长”之要不得。词人自嘲自解,其中实又包含满肚子不平之气。下面笔锋一转,以“幸”字领起,以解脱的心情即景抒怀。造物者无尽藏的清风皓月、无际的苔茵、高张的云幕,这个浩大无穷的现象世界使词人的心量变得无限之大。那令人鄙夷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狭小世界在眼前消失了,词人忘怀了世俗一切烦恼,再也无意向外驰求满足,而愿与造化同乐,最后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的高唱中,情绪变得豁达开朗,超脱功利世界的闲静之情终于成为其人生的至乐之情,在新的精神平衡中洋溢着超乎俗世的圣洁理想,词人那飘逸旷达的风采跃然纸上。
苏轼在词中擅长抒写人生。他高于一般词人之处,在于他能从人生的矛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正因如此,苏轼描写的人类心灵就比别人多一个层次。这也是他的词能使人“登高望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词人重在解脱,在感情生活中表达了一种理性追求,故不免要以议论入词。此首《满庭芳》便表现出这一特色。词人“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意显词浅,带有口语化的痕迹,似毫不经意,然又颇具匠心。
查旧版《辞海》“乌纱”条,谓“古官帽名”,并引《晋书·舆服志》及《唐书·舆服志》作为佐证。说是“古官帽名”,当然无误;但读了此条,失之太简,仍不能使人明白乌纱帽的来龙去脉。
其实,乌纱帽早先并非官帽。如果望文生义,以为李白既然戴了乌纱帽,一定是做了官了,其实不然,乌纱帽在唐代与“白接 ”一样,是一种日常便帽。因此,李白此诗所写,只是隐处期间的一件小事;并进而论曰:“宋元时代,尚未见将官帽称为‘乌纱帽’,而明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则屡见不鲜。”(“乌纱帽”小考,《学林漫录》六集)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此诗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戴乌纱帽犹胜白头巾、儿子言辞很相宜的生活情趣图,诗句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生动诙谐地表达出诗人生活细节、小有情致的隐居生活。
此诗以画面清晰胜,浓墨淡彩,人、物、情浑然一体,透露了诗人脱却山人服、试戴乌纱帽时的喜悦心情,与《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心情相合,据诗意,此诗略在前,《南陵别儿童入京》诗稍后。
起二句紧扣题目,谓值此寒食清明节候,洛阳城中已是繁英飘荡、缤纷如雪,而陆浑山中则花始绽放。其意并不在说明城中与山中气候景物之异,而是表现诗人追随春天的脚步,从城里转向山中寻觅春光的浓厚兴趣,和对春天由洛阳转至山中这一发现的诗意感受。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对照此诗首二句,可见宋之问早在白氏之先就感受并发现了春之转移这一诗材诗境,只不过白氏明白挑出自己的诗意感悟,近乎宋诗的表现理趣;而宋之问的这两句诗则仅客观展示这一现象,而将自己的感受含蓄于诗中而已。“今始发”,则山中春光方兴未艾,正可尽情享受,开启下文。
三、四两句紧扣题内“还”字,写自己清晨从洛阳出发,晚上已在陆浑别业。这点意思如果直白道出,则根本不能成其诗。诗人不说“早发洛阳”“夕至陆浑”,而说旦别河桥”“夕卧伊川”,这一“别”一“卧”,不仅表达了对洛阳春光的留恋,而且透出了卧赏山庄春夜美景的惬意与喜悦。将洛阳与陆浑改成“河桥”与“伊川”,也使干巴巴的地名有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和诗意。尤为出色的是在“旦别河桥”与“夕卧伊川”之下分别缀以“杨柳风”和“桃李月”这两个全新的组合意象,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洛阳繁花飘雪之后“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幕春景象和陆浑山中月映桃李正芬芳的景象;而且由于用“杨柳”来形容“风”,用“桃李”来形容“月”,读者仿佛能闻到这“风”中飘送的杨柳的气息,这“月”下散发的桃李的芳香,造语新颖,意象优美。上下两句,对仗工整,又一气呵成,显得特别流丽圆转。两句诗就像是两幅情调意境很美的图画,完全可以用它们来作为两幅画的题目。音调的婉转流畅、圆转自如也同样非常突出。可以说兼有诗境美、绘画美和音乐美。虽不像“桃李春凤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那样凝练概括,但自有一种天然的风韵和流走的意致。
第五句用顶针格,重复上句“伊川桃李”,以突出陆浑山中春色正浓,蝉联中有流走之势。第六句点明“寒食”节令,应上“桃李正芳新”,并渲染春酒又正新熟。不但春色迷人,而且春酒醉人,花香之外更兼酒香。一“正”一“复”,相互勾连呼应,传达出一种顾盼神飞的神情意态。
七、八两句,以陆浑山中风物之美、生活之惬作收。“野老”指当地居民,也可兼包诗人自己。谓处此山中人无异于尧舜太平盛世的百姓,当酣歌一曲,终老此地。这个结尾,不无歌咏升平的意味。但话说得很艺术,很富诗情,并不是硬贴上去的颂圣尾巴,与全诗的内容风格也比较统一。武后统治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尽管矛盾斗争不断,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诗人所歌咏的“太平”,并非纯粹的粉饰之词。
全篇的突出特点是风调的自然流美。清新流丽的语言,一气流走的格调,圆转如珠的韵律,和贯串全诗的浓郁的春天气息,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望江南·多少恨》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亡国入宋被囚后创作的一首记梦词。词人以词调名本意回忆江南旧游,抒写了梦中重温旧时游娱生活的欢乐和梦醒之后的悲恨,以梦中的乐景抒写现实生活中的哀情,表达对故国繁华的追恋,抒发亡国之痛。全词语白意真,直叙深情,一气呵成,是一首情辞俱佳的小词。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开头两句是说,我有多少的恨,昨夜梦中的景象。
开头陡起,小词中罕见。所恨的当然不是“昨夜梦魂中”的情事,而是昨夜这场梦的本身。梦中的情事固然是他时时眷恋着的,但梦醒后所面对的残酷现实却使他倍感难堪,所以反而怨恨起昨夜的梦来了。两句似直且显,其中却萦纡沉郁,有回肠荡气之致。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这三句是说,还像以前我还是故国君主时 ,常在上苑游玩,车子如流水穿过,马队像长龙一样川流不息。正是景色优美的春天,还吹着融融的春风。
后三句均写梦境。“还似”二字领起,直贯到底。往日繁华生活内容纷繁,而记忆中最清晰、印象最深刻的是“游上苑”。“上苑”,皇帝的园林。在无数次的上苑之游中,印象最深的热闹繁华景象则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后一句语本《后汉书·马皇后纪》:“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用在这里,极为贴切。它出色的渲染了上苑车马的喧阗和游人的兴会。紧接着,再加上一句充满赞叹情味的结尾“花月正春风”的季节。上苑游乐当然不一定都在“花月正春风”的季节,但春天游人最盛,当是事实。这五个字,点明了游赏的时间和观赏的对象,渲染出热闹繁华的气氛;还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象征着在他生活中最美好、最无忧无虑、春风得意的时刻。“花月”与“春风”之间用一“正”字勾连,景之秾丽,情之浓烈,一齐呈现。这一句将梦游之乐推向最高潮。
从表面看(特别是单看后三句),似乎这首词所写的就是对往昔繁华的眷恋,实际上作者要表达的倒是另外一面——今日处境的无限凄凉。但作者却只在开头用了“多少恨”三字虚点,通篇不对当前的处境作正面描写,而是通过这场繁华生活的梦境进行有力的反托。正因为“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景象在他的生活中已经不可再现,所以梦境越是繁华热闹,梦醒后的悲哀越是浓重;对旧日的繁华眷恋越深,今日处境的凄凉越不难想见。由于词人是在梦醒后回想繁华旧梦,所以梦境中的“花月正春风”的淋漓兴会反而更触动了他囚徒般岁月的悲慨。这是一种“正面不写写反面”的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