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二章以鸳鸯起兴,后二章以马起兴。鸳鸯是成双成对的鸟,马和亲迎之礼有关,故可以认为这是一首同婚姻有关的诗歌。前二章赞美男女双方才貌匹配,爱情忠贞;后二章祝福其生活富足美满。
此诗一、二章以鸳鸯匹鸟兴夫妇爱慕之情。两章描绘了一对五彩缤纷的鸳鸯,拍动着羽毛绚丽的翅膀,双双飞翔在辽阔的天空,雌雄相伴,两情相依,情有独钟,心有所许,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美好的图画!在遭到捕猎的危险时刻,仍然成双成对,忠贞不渝,并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从同甘到共苦两种境遇的转变,进一步展现了鸳鸯高洁的品格,挖掘了鸳鸯的典型的独特的禀性,较好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为后面对人物的抒写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第二章中,诗人抓住鸳鸯小憩时的一个细节,描摹入微,观察至细。在芳草萋萋的小坝上,一对鸳鸯相依相偎,红艳的嘴巴插入左边的翅膀,闭目养神,恬静悠闲,如一幅明丽淡雅的江南水墨风景图,满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眷恋与无限追求。这二章一动一静,描摹毕肖,既是对今后婚姻生活的象征性写照,也是对婚姻的主观要求和美好希望。生活之中,欢乐与痛苦必然并存,既有甜蜜的欣悦,也有凄苦的哀愁,但只要双方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苦乐之中就都有幸福在,即无所畏惧。诗人以鸳鸯比喻夫妻,贴切自然,易于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其形象逐渐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原型,为后世所普遍接受。
诗的第三、四章以摧秣乘马,兴结婚亲迎之礼,充满了对婚后生活的美好憧憬。抓住迎亲所用的厩中肥马这一典型细节,引发人对婚礼情景的丰富联想:隆重、热烈、喜庆;并且厩有肥马也反映着生活的富足。这都含蓄地暗示了婚姻美好的客观条件:男女般配,郎才女貌,感情专一,家产丰裕;反映了诗人的婚姻价值观念,也是对理想人生、美好人生的由衷礼赞。
诗开头照应题目中的“留别”,写诗人将离汴京乘舟东下。“新霜未落汴水浅,轻舸唯恐东下迟。”两句诗既点明留别的时光节令,又借助对景物的描写,隐隐透露出诗人孤凄落寞的情怀。“绕城假得老病马,一步一跛令人疲。”则是作者为自己勾勒的一幅落拓失意的自画像,于幽默的笔调和自我调侃的语气中包含了许多内心难言的隐痛。
“到君官舍欲取别”以下八句叙作者告别及友人饯别情景,表现出挚友间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在这里作者没有花费许多笔墨描述主客对饮情景,只借“便步髯奴呼子履,又令开席罗酒卮”等细节的点染和对席上肴撰的罗列,写出主人款待的盛情;借对室外“萧萧细雨”景色和诗人“冠帻欹”的恹恹醉态的描写,反映出席间不拘形迹、开怀畅饮的亲切气氛和作者沉醉于眼前美好时光的快意微醺。笔触细腻生动,富有情趣。
“文章或论到渊奥,轻重曾不遗毫厘,间以辨谑每绝倒,岂顾明日无晨炊。”这一段描写笔墨酣畅,兴会淋漓,生动地传达出宾主契合无间、畅谈不觉忘情的动人情景,将诗情推向高潮。
正是在这样亲切随意的气氛之中,在心曲相通的知交面前,作者才在樽前放歌,一吐胸中块垒:“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谈兵”,即研读兵法,在这里并非泛指,作于同时的欧阳修《圣俞会饮》也提到梅尧臣注《孙子》一事,说:“遗编最爱孙子说。”可见梅尧臣有志从军。这两句发自肺腑的心声,是作者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既包含了爱国忧民却报效无门的痛苦,也有诗人屡试不第、沉沦下僚的酸辛。其中虽有对个人穷通得失耿耿于怀的牢骚,但仍然是对封建社会里无数爱国的正直知识分子共同遭遇和思想感情的高度概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酒酣耳热”之际倾诉肺腑,原本应当滔滔不绝,一吐为快,作者却又出乎意料地陡转笔锋,刹住话头。“露才扬己古来恶,卷舌噤口南方驰。”语气骤然变得平缓,但在欲说还休的背后,却更清楚地表现出他那郁结心头无法排遣的苦闷。结末写诗人强烈的思归之情,并说明分手时不宜过于伤感,既是安慰友人,也是宽解自己,强作豁达。首尾衔接,更显得情味深长。
这是一首留别之作,却不落专写凄切之情的窠臼,而是借留别以抒怀,将对国事的忧虑、个人的不平以及离情别绪尽寓其中。此诗笔力苍劲,承转圆熟,自然流畅,质朴简淡,鲜明地体现出梅尧臣诗语淡情深的艺术特色。
“嫩箨香苞初出林”,诗人起笔便细细描绘了初生之笋的形态。这样壳嫩笋香的初生之笋,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只待春雨浇灌,即能昂扬九霄。“於陵论价贵如金”,很多人认为这句诗是诗人向座主的器重表示感谢。嫩笋要论价,是因为初生之笋鲜嫩可口,所以食者众多,求者亦夥,因而在於陵这里的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於陵”当属泛指,代称各地。诗人在这一句里已经点出一丝悲的意味。嫩笋正出林呢,怎么就要论价了,而且价值甚昂?但语气终还是压抑的,平缓的,冷静的,客观的。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诗的三、四两句接着将这种悲哀之情渲染开去,推至顶峰才喷发而出。“凌云一寸心”,谓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喻人年少而有壮志。这两句回答了对嫩笋“於陵论价”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竹林茂盛,所以可以食笋,忍心“剪”去它凌云之心。卒章而诗人的一片哀怜之情也显露出来。诗人痛惜嫩笋被食,喻人壮志未酬,这是一种悲哀;而联系到诗人于大和六年(832年)赴京应举不第,那么就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了,就是或许是因为皇都长安里“人才”太多,所以他才下第的。可是“剪”去的是一寸凌云之心。一个“忍”字用得十分出色。忍者,忍心,实际上联系到“凌云一寸心”看,作者表达的却是“何忍”之意。意谓不要夭折嫩笋的凌云之志啊。悲己之不遇,痛上主之不识己,一片哀怨之情弥漫其间。 全诗以嫩笋比喻自己,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诗人同样如此,年少而胸怀大志。可悲哀的现实却是嫩笋被食,凌云之志也夭折在初出林的时候。而诗人也一样壮志未酬,空有“嫩箨香苞”美质,却没有了昂扬九霄的机会。既哀且怨之情充溢全诗。
全诗艺术风格哀怨缠绵,而深情难已,已经初步显示出李商隐诗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的艺术特色。 这样哀怨的诗歌若出自一个中年或暮年人之手,当属平常,可是创作它的却是二十岁左右的李商隐。这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黄金时段,可诗人看见鲜嫩的笋时不由而生 “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诗也写得哀怨缠绵。这就是很让人诧异的事。事实上,“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里包蕴着诗人半生的际遇和一种 “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首先,家世孤苦,“沦贱艰虞多” (《安平公诗》),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父祖辈又一再年寿不永,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祭裴氏姊文》就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是他清贫生活的生动写照。此外,他生活的晚唐时代动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斗争,农民起义不断,而社会又讲究勋阀门第观念,而诗人自己“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他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诗人自小便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十六岁时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诗似写一伤怀的女子,而句句实写自己。“八岁偷照镜”,著一“偷”字,写出了其早熟,“长眉已能画”,写其早识。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是如此;接着十岁能做裙,十二岁弹筝,表明这个女子的慧心兰质,可接着却是十四未嫁,“十五泣春风”了,转向一层悲哀的境地。美质未遇良主,唯有相泣春风了。这种忧愁,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可谓切中肯綮。李商隐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譬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看见早梅,也生悲慨:“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发出“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的感叹;看见“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的垂柳他又会觉察到“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赠柳》)的幻灭感。就算是茂盛青翠的高树,他也会感到“一树碧无情”(《蝉》)。总的说来,李商隐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加之他的多愁善感,在诗歌创作上,总是要表现出那么一丝忧虑,或出之以典故,或结之以意象,来取得“深情绵邈”的审美感受。而把握他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也是欣赏李商隐这首《初食笋呈座中》乃至他全部诗歌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