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很典型的羁旅诗。《归信吟》秉承诗人一贯的表现苦吟的诗风。前两句写远游在外的诗人一边洒泪，一边写信给远方的亲人；后两句写自己的魂也随着信一起回到万里之外的亲人身边。表现了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以泪墨修家书已见思念之深，可“书去”自己的魂也一同随着去了，更见思念之苦。可以想象诗人在外漂泊的凄苦。苏轼在《读孟郊诗》中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正道出了此诗的特点。一个“泪”字可见诗人心中凄苦之情，所以诗人是挥泪作墨。“泪墨洒为书”一句，而情真意足，写出小儿女的情态，巧而不纤，较诸“和泪濡墨”的套语自有深浅真伪之别。
诗中前六句写景，勾画出一幅荒村落叶，山雨断桥的寂寥图景，从而反衬出好友皇甫侍御来访十分难得，表现诗人意外的惊喜。最后两句点题，谓友人和己同病相怜、互为知己。全诗写意外之喜，实含失时之悲，情融景适，余味悠长。
“荒村带返照，落叶乱纷纷。”起首二句竭力渲染深秋时节的萧瑟气氛：在荒僻的山村，一抹夕阳斜照着，树上的秋叶纷纷坠落，境界荒凉。诗人此时年逾花甲，也已到了人生的黄昏，生命的秋天。他一生坎坷，因不畏权贵，晚景凄凉，所以面对晚秋夕阳，心头自是感慨万端。秋色衰飒，落叶纷乱，是他心境不能平静的写照。首联描绘荒村返照、落叶纷纷和萧条景象，烘托了颔联友人来访的温暖和可贵。
“古道无行客，寒山独见君”则是说他望见平日无人影迹的绵远古道上，自己的友人竟然孤身来访。“古道”与“寒山”极力渲染自己居处幽僻，人迹罕至，也言门前冷落，无人造访。诗人相识虽多，如今遭逢不幸，被诬贬谪，又居处山野，古道难行，惟有皇甫侍御却不避秋寒，甘冒风霜，攀山越岭来访，一个“独”字，足显出二个相知相念的深挚情谊，显出诗人内心激荡着喜悦之情。淡笔写来，上下二句对比，更显示人事寂寥中友情的可贵。
“野桥经雨断，涧水向田分”句以野桥上承荒村，古道，又点出友人来访时的气候特征：一场秋雨之后，山野小桥被大水冲断，山涧中溪水暴涨，溢向岸边田地。
而友人却不顾山路泥泞而来，引出下边“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诗人与皇甫侍御乃是志气相投，同病相怜。尽管诗人幽居白云深处，与世隔绝，友人依然与他心息相通。语感既有欣喜，又有感慨。喜的是友人来访，知己重逢，同时又为二人同病相怜的意遇嘘唏慨叹。
全诗表现了对友人过访的惊喜。一个“喜”字说明，好友皇甫侍御来访的深情在刘长卿的心头荡漾，涌起了无限的感激之情。诗人精于造境，诗中先写荒寒、凄寂的晚景以此表现来客之希，再写路途之难以见来客之情真。然诗中于衰败落景描写中，也写出了自己的栖隐中失意的心境与避世心态，诗人写友人独能于此中寻找自己。他仿拂已能从中体会主人这一心绪，这则突出了他们之间共同旨趣，诗人以审美的态度将这一同病相怜的心理表现极有诗意。从艺术上说，含蓄蕴藉，不着痕迹，含感激与感慨之情于言外，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除此之外，诗中所绘景物荒寂凄冷，但情味恬淡，意境幽清。
此诗是作者托物寓怀的诗篇，借流莺暗喻自身，寄托身世之感，抒写自己漂泊无依、抱负难展、佳期难遇的苦闷之情。首联描写了流莺的飘荡无依，颔联指出流莺内心的苦闷，颈联写流莺的艰辛备尝，尾联才写到诗人自己。全诗咏物抒情，风格轻倩流美，情思深婉。
流莺，指漂荡流转、无所栖居的黄莺。诗的开头两句，正面重笔写“流”字。参差，本是形容鸟儿飞翔时翅膀张敛振落的样子，这里用如动词，犹张翅飞翔。漂荡复参差，是说漂荡流转之后又紧接着再飞翔漂泊。“度陌”、“临流”，则是在不停地漂荡流转中所经所憩，应上句“复”字。流莺这样不停地漂泊、飞翔，究竟是为什么呢？又究竟要漂荡到何时何地呢？诗人对此不作正面交代，只淡淡接上“不自持”三字。这是全联点眼，暗示出流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仿佛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用流莺的漂荡比喻诗人自己的辗转幕府的生活，是比较平常的比兴寓托，独有这“不自持”三字，融和着诗人的独特感受。诗人在桂林北返途中就发出过怅然的叹息：
“昔去真无奈，今还岂自知”（《陆发荆南始至商洛》）。“去真无奈”、“还岂自知”，正象是“不自持”的注脚。它把读者的思绪引向“漂荡复参差”的悲剧身世后面的社会原因，从而深化了诗的意境。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颔联是说，美妙的鸣啭，怎么能没有本意？碰到了良辰，也未必就有佳期。
飘荡流啭，毕竟是流莺的外在特点，这三四两句，便进一步通过对流莺另一特点——“巧啭”的描写，来揭示它内心的苦闷。流莺那圆转美妙的歌声中分明深藏着一种殷切的愿望——希望在美好的三春良辰中有美好的期遇。然而它那“巧啭”中所含的本意却根本不被理解，因而虽然适逢春日芳辰也不能盼来“佳期”，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流莺的飘荡是诗人飘零身世的象征，那么流莺的巧啭便是诗人美妙歌吟的生动比喻。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强调巧啭中寓有不为人理解的本意，这本意可以是诗人的理想和抱负，也可以是诗人所抱的某种政治遇合的期望。“岂能”、“未必”，一纵一收，一张一驰，将诗人不被人所理解的满腹委屈和良辰不遇的深深伤感曲曲传出，在流美圆转中有回肠荡气之致。可以说这两句诗本身就是深与婉的统一。
颈联承上“巧啭”，仍写莺啼。“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这是“本意”不被理解、“佳期”不遇的流莺永无休无止的啼鸣：无论是刮风的早晨还是降露的夜晚，是晴明的天气还是阴霾的日子，无论是京城中万户千门开启或关闭的时分，流莺总是时时处处在啼啭歌吟。它仿佛执着地要将“本意”告诉人们，而且在等待着渺茫无尽的佳期。这一联是两个略去主、谓语的状语对句构成的，每句中“风朝”与“露夜”、“阴”与“晴”、“万户”与“千门”、“开”与“闭”又各自成对，读来别有一种既整饬又优美，既明畅又含蓄的风调。
尾联联系到诗人自身，点明“伤春”正意。“凤城”借指长安，“花枝”指流莺栖息之所。两句是说，自己曾为伤春之情所苦，实在不忍再听流莺永无休止的伤春的哀鸣，然而在这广大的长安城内，又哪里能找到可以栖居的花枝呢？初唐诗人李义府《咏乌》云：
“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末句从此化出。伤春，就是伤佳期之不遇；佳期越渺茫，伤春的情绪就越浓重。三春芳辰就要在伤春的哀啼中消逝了，流莺不但无计留春，而且连暂时栖息的一枝也无从寻找。这已经是杜鹃啼血般的凄怨欲绝的情境了。诗人借“不忍听”流莺的哀啼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伤春”之情—— 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
末句明写流莺，实寓自身，读来既像是诗人对无枝可栖的流莺处境的关心，又像是诗人从流莺哀啼声中听出的寓意，更像是诗人自己的心声，语意措辞之精妙，可谓臻于化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一、二两句言世间盛衰变化本甚迅捷，而我半生沦落；今隐于丘园行将四年，于仕途甚感渺茫。三、四两句言丘园中虽不乏花晨月夕，然家贫无酒可以消忧，又无知己可以相慰藉。三年在京守丧，四年杨弁平后移家永乐，仍为秘省正字，官职没有升迁，况且遇到丁忧，故云“年年定”也。五、六对仗衬贴，“青袍似草”、“白发如丝”，不惟设色相映，更叹官卑秩微而头颅渐大；草青、丝白，兼具衰飒之象；“年年定”，一年盼过一年，无丝毫升迁之迹象；“日日新”，日子倏忽消逝，鬓发日日改白。一“定”一“新”，动感相映，所谓仕进无路，汲引无门也，所以最后感叹“未知何路到龙津”。
全诗纯以对比之法结撰成章。首联领起人事花事二题， “荣落”指人指花都可。诗人首先将“世间”与“我”对比，然后写自己因守丧而困守家园的寂寞生活，颔联写景同时也流露出无聊之状，起承了五痕迹。唐代八、九品官着青色服，诗人由眼前之春草萋萋而联想到自己的九品青袍，本系即景巧喻，而“青袍”与“白发”又形成对比。“年年定”是说久居下僚，“年年”与“日日”的叠字更进一步补足了对比之意。第五句感伤岁月流逝。“龙津”即龙门，尾联是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又慨叹无人引进。抒发的是诗人对未来的希望。
这首春日诗失之于轻靡，或者说是百无聊赖，有的也有寄托，不过比较直露。李商隐这首诗，从主题上说这首诗没什么新意，但在艺术手法情景浑溶，低徊唱叹，富艳而多气，不多用典故而音节嘹亮，颇有杜诗境界。但在梗概多气上还是不如杜诗同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