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词人即提到“汉中”,除了因为汉中是张仲固要去的地方之外,还因宋高宗即位之初,李纲等人就主张在此地建立行都,出击金军。作者满怀一腔报国之志,一生都渴望光复故土,洗去被金军侵略的耻辱,所以一提到汉中,他便自然地联想到汉朝基业的建立。“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忆了刘邦当年从汉中率军出发,直指关中,把踞守关中的秦的三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相继击溃的往事。那是多么高明的战略决策,多么令人羡慕的战果,而那又全都是多谋善战的汉初三杰的贡献。“追亡事,今不见”词人的笔锋由历史的回顾转向眼下的现实。这段历史趣事和刘邦帝业联系在一起,尽管时移世变,也没有冲淡人们美好的记忆。然而如今的雄豪意气何在?这里词人借用唐代李峤《汾阴行》的诗句:“世事回还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借古是为了喻今,当时偏安的朝廷,屈辱求和,国势日衰,没有一点振奋作战的气象。词人面对着眼前的剩山残水,怎能不使他感伤落泪呢!“胡尘未断”和“塞马空肥”,既写出严重的民族危机,又抒发报国无路的悲愤。词人追忆刘邦充满荣光的战斗历程,无奈如今的朝堂却是一派文恬武嬉,国势衰微,萎靡不振。大好河山看似依旧,其实早已被金军的铁骑踏遍。看着敌骑在南宋的疆土上肆意驰骋,像词人这般怀有一腔报国之志的血性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
下阕开头“一编书是帝王师”,用张良佐汉的故事,与篇首回应。下句“小试”二字微讽。既是“帝王师”,为什么不大用,而只“小试”呢?但又是双解。小试之后,必有大用。“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词人心中对友人的不舍随着分别时刻的临近而越来越深。以“更”字领起,纵笔直抒,沉恨离愁,尽吐纸上,充分揭示出别离时的愁苦心境。“愁满旌旗”一句,言无知的旌旗也会染上他俩的别愁,写离情最独到。“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作者当时也已经接受改任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之命,很快就要去江西赴任。当张仲固抵达汉中,回首思念今日为他践行的人时,辛弃疾早已离开此地,到达南昌了。“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带减腰围”,离别在即,词人满腹离愁无法化解,真希望车轮能在一夜之间生出四角,使张仲固因无法离开而多停留几日,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分别之后,思念定会让作者变得更加消瘦。以上两句,一句从对方思念自己着笔,以“江涵秋影雁初飞”的成句,写孤独的友人望雁寄情之貌,寓情于景;一句从自己思念友人出发,以“车轮四角”写留别苦情,“带减腰围”写别后相思。
本篇结构颇为紧凑。例如上片只有两层意思,其问以“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过渡,既感慨再也见不到汉初风云际会,君臣相得的盛况,又痛惜眼前山河分裂、神州陆沉的现状。这样,就使怀古与伤今浑然联成一体,可以全面地表达词人炽烈的爱国之情。下片在结构安排上也有相似之处,即从张仲同写起,以“回首处”二句过渡,接写作者的愁怀。其次,本篇语言也颇为精练(这包括运用古人的现成诗句)。例如“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原是唐代李峤的诗句,但词人却能翻出新意,一扫原诗物是人非、富贵易失的消极情绪,用来描绘爱国志士目睹故国山川、热泪纵横的情景,恰到好处,足见作者驾驭语言的高度能力。
这首金乡张氏园亭是他在宋仁宗天圣四年的时候应张氏园亭的主人之约而写的。全诗的佳处在于生动的描写。诗歌的前四句利用典故阐明了张氏花园的富庶与高雅。“亭馆连城敌谢家”,开首便气势恢宏,将张氏园亭的繁华述说殆尽。亭台楼阁像城墙一样绵延起伏,勾勒出一条触目的天际线,谢家指的是东晋的谢氏大家族。曾经富甲一方,经营东南,世代为冠带豪门。张氏园亭既然如此繁华恢弘,其四季的风景也足以和天上的彩霞之美一比高下。
在首联的铺陈之后,诗人笔锋一转,跳出描写富贵离不开满堂金玉的窠臼,将笔触伸到了隐士的故事上去。高层的文人不仅仅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还必须有高雅的情调。颔联的“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陵隐士瓜”,接连用了两个《史记》里的典故,《货殖列传》里说:“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JlI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东陵隐士瓜的典故来源于《史记·萧相国世家》,里面说“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在这里引用这两个典故是说明张氏园亭的主人不仅富裕非常,而且有高雅的隐士之风。
诗歌的颈联“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历来被人称颂的佳句,这句诗将园林中鸟禽对语,鲜花争相斗艳的情景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出来。
尾联与颈联之意相同,并抒发诗人的情感。园中景色迷人,主任又是如此好客,而我呢,有无政务缠身,正好在园中尽兴玩赏,与主人一醉方休,直至参横月落,再领略园中的夜景。此联一句直抒喜悦无比的心情,二句进一步拓展延伸白天所见美景,虚构最后夜园景色更让人陶醉,“醉”暗说园主人待客热情。此联回应首联写得面面俱到,情意深长。
这首诗虽是写游园,尽情刻画园林美丽,但写出了景物情意交融的境界,另辟蹊径的写作技巧,使人读后顿感无情之物有深情,全诗虽一字未提到园主人,但园主人无时不在陪伴你在园中赏玩。此诗用典密切景情,体制章法严谨细密,对偶工稳,是宋初诗“每首必有一联工,又多在景联,晚唐之定例也”的典范。
上片直陈其事,直说别情。“江北上归舟,再见江南岸”将江北与江南对举,由别离联根到聚会。二句所说,并非实写,而将这次别离推而广之,即将这次别离看作一般的聚散离合,而不仅仅是尔汝之间的别离。意即:聚久必散,散了还聚,送往迎来乃北生之常事。二句所说,似甚通达,并未将这次别离看得太重,而“江北江南几度秋,梦里朱颜换”则流露出借别之情。谓:江北江南,几度春秋,北们对于不断的迎送似已司空见惯,但北的一生经不起几次迎送。“朱颜”在梦里更换谓岁月不饶北,只能在不断的迎送中老去。这里所谓“朱颜”更换,不是在镜中,而是在梦里,含有“北生如梦”之意。这是上片,既说别情,又抒发感慨。
下片想象别后情景,抒说友情。上下片在形式上不换头,但词意却有所变化。“北是岭头云,聚散天谁管”对上片所说聚散离合事发表议论。谓:北,就像是岭头云一般,忽聚忽散,乃自然现象。意即:不必为江北江南之别离感到难过。这是对于惜别情绪的自我解脱。但是,天不管云的聚散,北却管自己的聚散。因此,“君似孤云何处归,我似离群雁”紧接着上一个比喻,再用两个比喻体现别情。上一个比喻谓“北是岭头云”,所说聚散,仍为一般现象。“君”与“我”,即由一般转向个别。君似孤云,我似离群雁。这里所说的“君”与“我”是特定意义上的“北”,其聚散离合也就不同一般。二句所写,形象地表现了离别之后“君”与“我”的孤单情景,这是很值得怜借的,因而进一步加深了此时此刻在“席上”所表现的惜别之情。这是下片,想自我解脱,又无法解脱。
上下两片格式相同,但述事、蓄情曲折变化,将抒情主北公的内心世界体现得很充分,所抒友情十分真切动北。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