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渲染相思之情难以磨灭。
首二句借用江淹《别赋》的典故:“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表明相思之情,因离别而产生,只要人生有离别,也就会伴随有相思的感伤。“思如何?”似问实答,答案就是“伤如之何!”那份凄伤,那份悲苦,难以抑制,无法消除。
后二句更从红豆的喻象下笔,说红豆本身其实不懂相思,只是人们以之寄寓相思之情而已,因此红豆的生灭,实与相思的存幻无关。有红豆,人们心头会有相思之情;没有红豆,人们心头照样会有相思之情。想借消除红豆灭绝相思,根本不会得手。你就是把相思豆踩破了,它来春照样会萌发新芽,这好比你强行压抑下心头的相思之情,它反而会更加强烈地重新激荡在你的心头。“只恐”语气上似是推测,其实是确凿无疑的肯定,诗人用了婉曲的语气,反而加强了人们的印象。这一首在组诗中,起承上启下之作用,既回答了第一首诗中红豆是否懂相思的疑问,又承续了第二首诗对相思之情刻骨铭心的状绘,同时为下一首爱赏红豆的述写作了铺垫。
诗题《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表现了诗人于秋夕读书之时产生的微妙感觉。“夕”是个值得玩味的词。“夕”表示时间,指的是夜晚,如“除夕”是指大年三十晚上。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也是指夜里看星星。这首诗中和读书相关联的是“览卷试穿邻舍壁,明灯何惜借馀光”,这两句诗用了匡衡凿壁引光的典故,自然这也是夜晚。也有人认为“明灯何惜借馀光”是用了“余光”的典故。《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也有一定道理。但匡衡凿壁便有“借光”的意思了,后句是申明前句之意,而不必叠床架屋,再用一个典故了。
审视岑参此诗的意思,其“幽兴”便是由读书借光联想到升迁靠关系了。诗人先写自己“四十”始“为郎”有自伤身世之感。接着一句“雨滋苔藓侵阶绿,秋始梧桐覆井黄”,使他悟到,没有外力的作用,没有他人的提携,要想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走“干谒”这条道路了。干谒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求官方式,就连岑参的好友“诗圣”杜甫也曾经上诗权贵,献赋天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那么向何人献诗进行干谒呢?岑参想到的是李进。“惊蝉也解求高树,旅雁还应厌后行”明白地表达了自己欲选调之意。据研究资料,岑参与李进有一年时间同时在雍王府供职,虽然一个是品低职轻的文官,一个则是品高职重的武官。但是,李进虽为宗室,官大品高,然他“好从当时贤士游”,且好“赒人之急”,何况岑参亦非等闲之辈,其“识度清运,议论雅正,佳名早应,时辈所仰”(杜甫、裴荐《为补遗荐岑参状》),因而同府供事,彼此慕名结识、相为友善,已是自然之事了。于是,岑参于秋夕读书之时,生幽思之兴,发慨叹之辞,遂成佳句以献之。这里才婉转地点出了由读书而产生的“幽兴”。
这是一首悼亡词,从“风雨消磨生死别”句来看,其伤悼之意已明。其所谓“有感”,便是这天上人间生死之别的不能忘情;可见纳兰与卢氏夫妻情爱之深笃,亦可见纳兰于爱情的真纯诚挚。
“心灰尽、有发未全僧。”纳兰此刻的心情也是如此,虽然蓄发,内心却如灰烬一般,毫无生气,对红尘不再眷恋了,如同僧人一般只不过是等着死去,消磨时光罢了。既然是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一句“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情在不能醒。”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纳兰在最后感慨“薄福荐倾城”,纳兰福薄无法消受上天赐予的礼物,只能在失去之后独自叹息。
纳兰深受佛道之影响,故其词中亦时有流露。此篇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他又将这种思想、情致寓于恋情之中,遂显得扑朔迷离,深曲委婉之至。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