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二句歌颂郭子仪恢复山河的功绩，超过了马援。后两句正面描绘渲染汾阳旧宅今日之冷落荒凉。全诗通过描写郭氏旧宅凄凉衰败的景象，抒发了对郭子仪的怀念之情，同时感叹统治者对他的不公平待遇，寄意深婉，造境苍凉。
首句照应题面，写郭子仪旧宅门前山河依旧。次句再强调郭子仪恢复唐室之功勋。东汉马援，曾封伏波将军。诗人拿马援与郭子仪相比较，这不仅仅是因为“波”字与“河”字押韵，而且还因为二人的战功类似，即都是“破虏”，都是在平定少数民族叛乱的战争中建立了殊勋。所以，这种比较是很中肯的。但郭子仪的功勋远远超出马援之上，理应受到唐室的长久尊重，这就为后文描写唐室对功臣之薄作了有力的衬跌。
诗的后二句，描写郭子仪旧宅已经冷落荒废。末二句写郭子仪故居荒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又据张籍诗，汾阳旧宅位于“古槐深巷”，所以结句写的“古槐疏冷”也是符合生活真实的。诗人在反映这一真实的生活现象时，没停留在复述事实上，而是注意了溶情于景，作了艺术渲染。昔日的歌舞地，不见人群车马，只见草木，巳显示其冷落，而且树木也稀疏得不能蔽日，所以这里的夕阳光辉特别多，这就更加衬托出了故宅的荒凉。
这首诗的描写对象是汾阳旧宅，但它的意旨没有停留在咏怀陈迹上，它还具有讽刺朝廷对功臣冷薄寡思的言外之意。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主要在于它继承和发扬了盛唐中唐咏怀古迹的诗歌传统，善于把历史事实与眼前景象融合成为意境。在这首诗里，诗人把郭子仪恢复唐室山河的史实与眼前所见古槐夕阳景象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境界，这个意境既有历史内容，又有现实意义。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一次诗人来到一处村庄，发现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于是便驻足观赏了许久。然后他又来到田间地头，与庄稼人攀谈起来。乡亲们也非常好客，还把他请到家中休息，并殷勤地招待远春的客人。而最让作者动心的却是一家船户，他们以船为家，乐此不彼。开篇就描述了这种独特的场景，“尽将家具载轻舟，来往长江春复秋。”首联笔墨简练，抒写了船户一家人来往长江的生活状况。一个“尽”字，展示了老翁和其家人的决心和毅力。春复秋，暗示着他们早已在江上生活了多年，其辛苦情况可想而知。
接下来具体描写江上生活，“三世儿孙居柁尾，四春知识会沙头。”船家三代人共居船尾、但是日子过得却很和睦；而且船家人缘好、熟人多，客人们来来往往，气氛也十分欢洽。
知识，意思是相识之人。因为四面八春的人都到沙滩来搭船，时间长了大家就相互熟悉了。作者以“柁尾、沙头”为代表，介绍了他们生活的环境，虽然条件艰苦，却其乐融融。
颈联转而展现出人物活动，“老翁晓起占风信，少妇晨妆照水流。”老翁清晨起床，预测天气；儿媳照水梳妆，整理晓鬓。这两句描写各具情态，更显得船上生活宁静和谐。读者完全可以发挥想象，这位老翁不仅谙熟船工技巧，而且还热情好客。
最后诗人感慨自己漂泊不定，“自笑此生漂泊甚，爱渠生理付浮悠。”诗人自嘲经常处于羁旅生涯，更羡慕船家自在浮游生活。渠，他的意思；生理，即生计。
占风信，表达出老翁经验丰富，总是为大家着想。之所以人们都喜欢乘坐他的渡船，一定是彼此可以畅所欲言，又能随便说笑。照水流，既说明这位儿媳妇也并未嫌弃船家生活艰苦，又传达出她虽然装扮朴素，却丝毫不马虎。
该诗写思妇怀念丈夫的怨情，虽然寄寓了作者对唐中宗的思念，但不是实写自己，而是摹想之作。思妇住在江南洞庭湖边，丈夫远在蓟北。这样安排构思巧妙。首句既点明时令和地点，又化用楚辞“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中间两联对仗极工，末联点题。钟惺评此诗曰“高浑”，实为唐诗佳作。
首联点明了地点、时间和主题，即深秋时节对夫君的怀念。头一句“叶下洞庭初”化用屈原《九歌·湘夫人》“炳娟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蓣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句意，点明时节，又借屈原诗中盼湘女水神来的吉日之意，暗含盼夫早归的宿愿。第二句“万里余”，言丈夫离去之远，愈远则念愈深，一个“思”字统领全篇。
颔联实写思妇之怨，以“被冷”、 “屏虚”写出“怨”的高潮。用“香被冷”和“锦屏虚”来反映生活的富丽和心情的空虚与苦闷，“露浓”天寒又无人共衾则“香被冷”； “月落”夜深，锦屏中仍空虚无人，闺房孤寂，自然由“思”而生怨。
颈联则进一步虚写所“思”，加深了那个“怨”字。《江南曲》本不是此诗必不可少之词语，但为了给“蓟北书”找配偶，就想到了“欲奏江南曲”一句，由此足见她对法之灵妙。其思情之深、其怨绪之烈，力透纸背。
尾联束收全篇。“无别意”表达除了相思以外，也表达了她对丈夫的关心。“久离居”表达了作者的惆怅心情。其“怨”其“思”，昭然若揭。
该诗通过描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场景，将“国”和“家”联系在一起，带有一定的政治色色彩。全诗深沉开阔，自然真挚，清丽含蓄，对仗工整，富有情味。
这首诗克服了初唐诗歌情感贫乏的弊端，初唐宫廷诗在将近百年的情感沉寂，开始了绵长、深情而又精彩的情感表达。从这一角度讲，堪为“宫廷诗的自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