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史达祖本来是一位“婉约派”的词人。前人之所以盛赞他，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那种婉丽细腻的词风。其实，他的词风并不局限于“婉约”一路。像这首词，就抒发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见的豪气激情，在风格上也显得沉郁顿挫、激昂慷慨，语句铿锵，意境深沉，运笔稳健，充满了激荡今古的豪气。这就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人、其词的全面了解。

　　中秋海潮，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早在北宋，苏轼就写过《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首绝曰：“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辛弃疾也写过《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等上乘之作。史达祖这首题为“中秋夜潮”的《满江红》，在某种程度上看，就正是继承苏、辛“豪放”词风之作，它写出了夜潮的浩荡气势，写出了皓洁的中秋月色，更借此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令人读后产生如闻钱塘潮声击荡于耳的感觉。

　　因为是写“中秋夜潮”，所以全词就紧扣海潮和明月来写。开头两句“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即分别交待了潮与月两个方面，意谓：水归属于“阴”，而月为“太阴之精”，因此潮信的盈虚——潮涨潮落，皆与月亮的圆缺有关。这里所用的“归”和“盈虚”两组动词，就为下文的描写江潮夜涨，蓄贮了巨大的“势能”。大江东去，这其中本就蓄积了许多的“力量”。此时，在月球的引力下，它又要返身过来，提起它全身的气力向钱塘江中扑涌而去，这是非常壮观惊险的。故而在分头交待过潮与月之后，接着就把它们合起来写：“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即“凉秋半破”时），那十分的满月与“连山喷雪”而来的“八月潮”（李白《横江词》：“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才拼合成了堪称天地壮观的“双绝”奇景。它们“壮”、“奇”之所在，以下两句即分写之：“有物揩磨金镜净”是写月亮，它似经过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样，越发显得明亮澄圆：“何人拏攫银河决”是写江潮，它就像银河被人挖开了一个缺口那样，奔腾而下。对于后者，不妨引一节南宋人周密描绘浙江（即钱塘江）潮的文字来与之参读，以加强感性认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条里写道：“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至于前者（中秋之月），则前人描写多矣，无须赘引。总之，眼观明月，耳听江潮，此时此地，怎能不引起惊叹亢奋之情？但由于观潮者的身世际遇和具体心境不同，所以同是面对这天下“双绝”，其联想和感触亦自不同。比如宋初的潘阆，他写自己观潮后的心情是“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主要言其惊心动魄之感；苏轼则在观潮之后，“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南歌子》），似乎悟得了人生如“潮中之沙”（“寓身化世一尘沙”）的哲理；而辛弃疾则说：“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子胥冤愤终千古”（《摸鱼儿》），在他看来，那滔天而来的白浪，正是伍子胥的幽灵驾着素车白马而来。但是史达祖此词，却表达了另一种想象与心情：“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这里的一个着眼点在于“雪”字：月光是雪白晶莹的，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喷涌而来，这正象征着伍子胥的“沉冤”已经洗雪干净。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写时近中秋、月夜泛湖的情景道：“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又云：“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这实际是写他“通体透明”、“肝胆冰雪”的高洁人品。史词的“子胥见嫦娥”则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达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这表明：史氏虽身为“堂吏”，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爱憎，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注之情。

　　下阕继续紧扣江潮与明月来写。“光直下，蛟龙穴”是写月，兼顾海：月光普泻，直照海底的蛟龙窟穴：“声直上，蟾蜍窟”是写潮，兼及月：潮声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宫。两个“直”字极有气势，极有力度，充分显示了中秋夜月与中秋夜潮的伟观奇景。“对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则合两者写之：天是洁净的天，月光皓洁，“地”是洁净的“地”，白浪喷雪；上下之间，一派“洞然如刷”，即张孝祥所谓“表里俱澄澈”的晶莹世界。对此，词人的心又一次为之而激动万分、“激气已能驱粉黛，举杯便可吞吴越。待明朝说似与儿曹，心应折！”这前两句，正好符合了现今所谓的“移情”之说。——按照这种“移情论”，在创作过程中，物我双方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比如，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中，就会出现象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的诗句；而“物”的形相、精神也同样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心绪，如人见松而生高风亮节之感，见梅而生超尘脱俗之思，见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史词明谓“激气已能”、“举杯便可”，这后两个词组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激气豪情，正是在“光直下”、“声直上”的伟奇景色下诱发和激增起来的。——当然，这也与他本身含有这种激气豪情的内在条件有关。在外物的感召之下，一腔激情直冲云霄，似乎能驱走月中的粉黛（美人）；这股激情又使他举杯酌酒，似乎一口能吞下吴越两国。这两句自是“壮词”。一则表现了此时此地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心情的激昂；另一则——如果细加玩味的话，也不无包含有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些或者昏庸、或者狡狯的君王，以及那当作“美人计”诱饵的西施的憎恶与谴责，因为正是他们共同谋杀了伍子胥。所以这两句虽是写自己的激气与豪情，但仍是暗扣“月”（粉黛即月中仙女）、“潮”（吴越之争酿出子胥作涛的故事）两方面来展开词情的，因此，并不能视为走题。末两句则“总结”上文，词人说：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观潮所见之奇景与所生之豪情说与你辈（“儿曹”含有轻视之意）去听，那不使你们为之心胆惊裂才怪呢！词情至此，达到高潮，也同时戛然中止，如觉有激荡难遏的宏响嗡嗡回旋于耳畔。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