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怀》共有十六首。“绮怀”犹言丽情，但有的作品也寄托着作者的感慨。少年时代的那段美好爱情的破灭，在诗人的心头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步入中年之际，回首往事，风干的伤口，带来心痛依旧，诗人在对爱情的追求与绝望的痛苦中挣扎。所以，该组诗中的每一首，都是一首沉痛的恋歌，都回荡着诗人真挚的情感。而这最后一首，表明诗人已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拨，他只有把美好的爱情连同幻想一起埋葬，然后带着无法排遣的如海的忧愁和苦难，尽快了此一生。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
“露槛星房各悄然，江湖秋枕当游仙”，“星房”，织女星的闺房，此指自己所喜欢的女子的住所，居住的地方。这句说自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恋人已经结婚生子，往事已不堪回首，再回到她和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如今的地方（沾露的栏杆、她的住所）已经没人了，心上人早已远嫁他乡，回想起来真是感叹万千。十年来，诗人到处流浪，当时正值秋季，诗人只能靠游仙来回味梦中的甜密。
“有情皓月怜孤影”四句写我这孤单单、孤零零的游子的身影，在皎洁明亮的明月下，也应受到一些怜惜，可怜我这孤独的身影，想起这些无可奈何的事，就应该结束这段痛苦的恋情的回忆，让它作为将来回忆的一瞬间，否则长此下去，你的爱情生活的悲剧将进入你的全部生活。
“茫茫来日愁无海，寄语羲和快著鞭”，这是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了作者对将来的惶惑无所寄托的心情，自己过去的那种悲苦悲情的追忆是多么的让人回味，可是这“愁”如何了结、又何时是头呢？于是诗人使用神话色彩的传语，传语给驾日车之神羲和，请他赶快加鞭，让日子很快的过去，或许能减少我的愁思。诗人同大海作比喻非常恰当，恰到好处，极为贴切，贯用神话传话，加重悲苦色彩，想象奇特，读来令读者更加仔细品味，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丢掉自己的烦恼，去努力地争取，争取自己拥有一份美好的恋爱回忆。
这首诗描写诗人作为太平宰相，在翰林院值班时所见春日熙熙、莺歌燕舞的融和景色。由此一院宁静和平的物象，引出对于“八方无事”的盛世的赞颂。即小见大，笔致清丽，歌咏承平光景而不落颂圣的俗套。
此诗侧重于写景，用以表现馆阁宁静，国家安定和平的盛世气象，所以前六句都是景色的描绘。首联写馆阁春日辉照，帘幌轻明，静谧恬淡的气氛。颔联推而广之，由馆内而院中而天下，均是一派春光明媚，天下太平繁荣景象。颈联转为工笔描绘，用黄莺啼啭，燕子双飞，既写安宁美好景色，又扣紧“春”日。末以抒发感受作结，自责自愧，切合馆中大臣身份，又将诗意归总于“禁林春直”，同时也透露出作者以前朝元老人宋做官的谨小慎微小态。全诗起承转合，顺序井然，诗风清丽温婉，颇有馆阁气象。虽不无粉饰之辞，但也可反映宋初气象。
三国时候的名士祢衡有一篇《鹦鹉赋》，是托物言志之作。祢衡为人恃才傲物，先后得罪过曹操与刘表，到处不被容纳，最后又被遣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在一次宴会上即席赋篇，假借鹦鹉以抒述自己托身事人的遭遇和忧谗畏讥的心理。罗隐的这首诗，命意亦相类似。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诗人在江南见到的这头鹦鹉，已被人剪了翅膀，关进雕花的笼子里，所以用上面两句话来安慰它：且莫感叹自己被拘囚的命运，这个地方毕竟比你的老家要暖和多了。话虽这么说，“莫恨”其实是有“恨”，所以细心人不难听出其弦外之音：尽管现在不愁温饱，而不能奋翅高飞，终不免叫人感到遗憾。罗隐生当唐末纷乱时世，虽然怀有匡时救世的抱负，但屡试不第，流浪大半辈子，无所遇合，到五十五岁那年投奔割据江浙一带的钱镠，才算有了安身之地。他这时的处境，跟这头笼中鹦鹉颇有某些相似。这两句诗分明写他那种自嘲而又自解的矛盾心理。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鹦鹉的特点是善于学人言语，后面两句诗就抓住这点加以生发。诗人以告诫的口吻对鹦鹉说：你还是不要说话过于明白吧，明白的话你出去就更难了！这里含蓄的意思是：语言不慎，足以招祸；为求免祸，必须慎言。当然，鹦鹉本身是无所谓出语招祸的，显然又是作者的自我比况。据传罗隐在江东很受钱镠礼遇。但祢衡当年也曾受过恩宠，而最终仍因忤触黄祖被杀。何况罗隐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养成的愤世嫉俗的思想和好为讥刺的习气，一时也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对钱谬产生某种疑惧心理，完全是可理解的。
这首咏物诗，不同于一般的比兴托物，而是借用向鹦鹉说话的形式来吐露自己的心曲，劝鹦鹉实是劝自己，劝自己实是抒泄自己内心的悲慨，淡淡说来，却意味深长。
这组诗是赞美崔秋浦的品格与治理地方百姓的贤能政治，表现出李白对人生价值的观念，政治理想，以及为官的品德与才能。全篇由三首诗组成，但各有重点，合起来构成了完美整体。故总其题为《赠崔秋浦三首》，而绝不是把毫不相干的三首诗拚凑在一个诗题下。三首诗各为八句，合起来二十四句，以其二，其三来区分，这是古诗常见的分法，当然也有重起空行来划分的，标明各自独立成章。
第一首诗用八句写秋浦县令崔某的凤范，是总写，总抒感受。诗开门见山，直接擒题，“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以呼告的语句，表明自己对崔秋浦的挚爱感情，这种突兀之笔，自然把人带入诗人狂热的情境中去。接着一句补出他热爱崔秋浦之因，崔某作县令，逼真地象陶潜作彭泽县令。陶潜，原名陶渊明，因刘宋灭晋，而改名潜。陶渊明生于世家大族，幼有大志，拯时济物，但身处丧乱之世，权贵倾轧，谋夺帝位。虽曾参谋军职为镇军、建威将军的参军，但无从展志。后又任彭泽令，自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亦即是以礼乐治理地方，领取官俸，作未来隐居之用。李白所赞美的陶令之风，是他为官行无为而治，礼乐之教，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任真自得，不为权贵折腰。质性自然，性爱丘山，故而于易代之际，弃官归隐，保全真性。陶令是李自理想中官吏形象，作人的典范。自己也与陶渊明思想有相似之处，性格有相象的地方。在黑暗的朝廷中，屡遭排挤打击，被迫上表，请求还山。在地方官吏中发现崔某是陶令式的官吏，找到了知音之人，于是他由惊呼而转为深爱。开端两句，概括叙述，激与缓相接，感情深化，唤起人们对崔县令的崇敬。然而又想急于知道他的陶令之风。
接着诗人用四句诗铺叙他的陶令之风。“门前五柳树，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这四句诗是写他官衙与宅院的清幽静谧环境，门前五柳树，井边两株梧桐树。官衙厅堂的山鸟自由出入，致使房檐边花叶飘落入酒杯之中。环境幽美，柳树、梧桐的意象，正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与审美情趣，也是主人精心布置所致。这两句又是用典，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接着文章叙述五柳先生的特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诗人用此典故，托出崔某的风范。梧桐树为美好形象，凤凰非梧桐不栖。元行恭诗：“惟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诗人用此典，暗寓主人公的美好品格。情趣美，品格好，形神完美无缺。正因用这两个典故，就使陶令风具体化了，亦即崔令的思想品格具体和形象化，以实显虚。比直叙含蕴深，情韵浓。这样人为官，以安民为本，无为而治，民安乐，讼事息。县令怡然自乐，饮酒赋诗，抚琴意会，欣然忘食。山鸟句又是用典，《益都耆旧传》记载景放为益州太守，威恩洽畅，有鸠巢于听事。胡三省解释听事为中庭，是受事察讼的地方。诗人用此典表明县令崔某治理地方，百姓安乐，民无诉讼，政通人和。这与陶令弦歌之治的理想是相合的，也可以称为陶令之风的内涵。最后一句诗是化用何逊诗句：“燕子戏还飞，檐前落枕前，”表明主人公心境闲和，于厅堂饮酒自乐。山乌自由出入厅堂，檐花自由飘落酒杯中，一切都发生在自然中，诗人以此为乐。陶渊明式的性爱自然的品格，呼之欲出。总之这四句诗用典与化用前人诗句，创作出清静与淳美的诗的意境，托出崔县令的思想品格与治政的才能。照应开端，铺叙得体，内蕴丰富，虚实相得益彰。诗情发展至此，必然逼出结尾：“怀君未忍去，惆怅意无穷。”先写不忍离开，依依难舍，再写预见别情惆怅，无穷无尽。余韵深长，玩味不尽。
这首诗以直接与间接描写手法，刻画出崔令的风神秀美。
第二首诗着重刻画崔令的形象与神态。开端两句开门见山，点出“崔令学陶令”，亦即学陶渊明。学陶令什么呢，学陶渊明的北窗高卧，自谓羲皇上人。因为白日官衙清静，无讼事可理，自然可以读书，困乏而昼眠。两句诗写出崔令如陶令一样，治地方，重在安民，民安讼息。“我无为而民自化”，闲卧北窗养怡真性。托出崔令官清，政通人和，治绩卓著之含意。两句诗，平易自然，而形神毕现。
三、四两句再补叙崔令学陶令之风，“抱琴弄明月，取意任无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潜性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两句就化用此意，写崔令夜晚，饮酒赏月，抱琴弄月。尽管琴亦是无弦，而目的是取其适意。古人常说人生贵在适意。适意就是心理得到满足，保持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愉快的心境。思想感情上无忧无虑。这两句写崔令学陶令抚琴弄月，隐含着他的政事如意。民乐境清，因而别无所求，唯酒与琴，借以托出与民同乐之情。养怡真性，而不务个人功名利禄，不悦女色与音声之欲。这样的官吏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是极少见的，不免带有李白的理想化成分。
五、六两句既叙又转。“见客但倾酒”，《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性嗜酒。”正因如此有客来，只以酒相待，每饮辄醉。待人真率，无世风之虚伪造作之态。崔令如陶令之真率，待客亦以酒，酒中又见真性，这正与李白性格有相近之处，故而由崔令联想到陶令。以陶令之风状崔令。诗写到这里似乎补叙完结，可是陡然一转，宕开一笔，重笔写出崔令为官不爱钱之可贵品质。这句诗仍然暗用陶渊明的典故，“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作彭泽令，又“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指郡督邮官）。”在封建社会士人求官，既追求功名，又贪得利禄，更搜刮民脂民膏。诗人用一个全称的否定句。否定崔令作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淡薄名利。作官不为名利，为什么呢，自然会得出为民之意。从否定句中反衬出为民之意。这是点睛之笔，是水到渠成之笔。因此它转出高境界，深遽之哲理。前五句写崔令如陶令一样的思想情趣，从其为官清简的琐事描写中，反衬出他治民有道，境遇安乐，因而怡然自得。其根本的道理，就是县令为民作官，而不为功名利禄作官。为民作官，解除民的困危。使之安乐。为名利作官，贪得无厌，渔肉百姓。两者截然相反。也许这就是清官与贪官之分吧。后来柳宗元提出作官“盖民之役（仆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光辉思想。
诗的结尾两句写诗人的感慨，“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劝谕与希望崔令如陶令一样，躬耕东皋，多种黍（黄米）。陶渊明为彭泽令，挂印去官，赋《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尾两句就化用此意。归耕自适，乐天知命。不要再为官，作眷恋帝乡，追求富贵的违心之事。照应开端学陶令句。
这首诗明誉崔令、却以陶令为则，亦崔亦陶。相兼相生，以形托神。写实与理想融合无痕。然而却又透露出朝廷不重贤才，官场倾轧，应及早功成身退的思虑。
第三首诗写秋浦县境的风俗人情，自然环境之优美，藉以歌颂崔令治绩。诗开端两句就用典，“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晋人潘岳为河阳县令，令人种桃李花，人称河阳一县花。此是比喻崔令以花美化育百姓，象征着百姓精神境界高尚美好，生机勃勃。晋人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览群书，特精义理，人称之谓玉人。此亦是比况崔令风神与学识，高度地赞美他。玉是古人贵饰和珍爱之物，因其洁而无瑕。这两句藉用典故以美崔令的治绩与风采学识，是一位树桃李、如美玉的完美官吏，绝无污点。
三、四两句笔调变化，以间接之法，描写地域风情，以补叙其政绩之美。“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秋浦县因为有名贤崔县令，县的名声也大好，民风也由崔令惠化而如春。名贤治县，大地回春。惠民之治，使民风归淳，于是县名亦好，其意在赞誉治县之崔令，托出选贤任能之意。
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转写自然环境。“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秋浦县之九华山瀑布，仿佛是从银河落下来，气势雄浑飞动、情调高古自然，九华山逼近眼前，有如室内画屏山水一样新鲜可爱。仿佛身入画境，情化山水。表面看似与前四句无关，实际是其诗情诗意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象征手法，秋浦的山山水水也因为有崔令治理而重放光彩，大显神姿。水从天汉落，山迈而新，精神倍出，非匠笔画象可比。总觉得有诗情涌动，这正是诗人赞美崔令之情，借山水托出，寓情于山水之笔，形显于外，情动于中。正如晋王蕴为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讴歌。
诗的结尾两句：“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是诗人企望之笔。这两句诗亦是用典，金马门，汉代宫门名，门傍有铜马，故称之谓金马门。汉代朝廷征召来的才能优异的人，令其待诏金马门。汉东方朔曾高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李白用此典以比况自己曾待诏翰林院，而且如同东方朔大才被弃置，避世金马门。而今又被逐出朝廷，作了崔县令之客人。投沙一句亦是用典，汉文帝时年轻的贾谊才学卓著，曾受到文帝赏识和重用，破格地拔擢为卿大夫。因而受到保守的老官僚的反对和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赴长沙，于汨罗凭吊屈原，作吊屈原赋。李白用此典比况自己有贾谊之才，同贾谊之遭遇，亦欲作吊屈原之人。这两句诗用典，含蓄地把自己才智、爱国感情、不平的遭遇托出来反映贤才遭忌是历史与现实的共有的社会现象，不仅深化诗意，同时又是自慰。“应念”一词统摄结尾两句，希望崔县令应该想到自己这位失意之人，言外之意希望崔县令了解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援引自己。同时自己已把崔县令引为知己，衷心爱戴，不忍分别。总之表现出他们之间情谊深厚。照应第一首开端两句，以“吾爱崔秋浦”开其端，把读者带入感情热潮之中；以崔秋浦永怀自己而结尾，把读者推到感情的高潮和顶端，并永恒地保持下去。
这三首诗是作者精心构思和结构的组诗，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但各有不同的描写重点。由于描写重点不同，而采取的表现方法也各异，从一个侧面反映共同主题。三首诗把歌颂陶令、热爱崔令，抒写理想熔铸为一炉，从而暗示出在盛唐社会中，产生贤者被弃，贤者弃世的悲剧，预示社会发展将逆转。三首诗中心写崔令，表现崔令志向、节操、治绩，虚实并举，写实与写虚交互为用，人物形象丰满，精神高尚。一位陶令式的崔秋浦，形神俱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崔秋浦的形神描写中寄托李白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精神，赞美崔秋浦，安慰自己，缓解了被损伤心灵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