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实际上剥开神话的外衣，我们发现共工和祝融都说是两个部落，共工氏部落负责水文地理和治理水利，而祝融氏负责火事管理。由于炎皇神农时期地球处于冰河时期，那时水灾不明显。到了颛顼大禹期间，冰河期已经过去，气候变热，冰川消融，大地开始不断发大水，而有经常暴雨不断。作为负责水事管理的共工氏，首领颛顼认为是共工氏的责任，因此把滔天不断的洪水怪于共工氏，便下令诛杀共工氏，这边有战争的可能。然而杀了共工，水患依然不断，到了尧帝继位，水患依然不断，大雨依旧经常下个不停，于是乎尧帝也下令继续追杀共工氏族之人，而祝融氏正是追杀共工氏的执行者。杀戮再继续，暴雨和洪水依旧不停止。

　　大禹的父亲鲧被尧帝派去治理水患，修堤堵水九年未果，被杀。公元前4128年舜帝即位，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彻底诛杀共工氏族之人。

　　禹改变了治水方法，运用准绳和规矩，带领族人凿开了龙门和伊阙，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挖通了九条河，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禹常年脚长年泡在水里连脚跟都烂了，只能拄着棍子走。

　　禹在涂山遇到一个名叫女娇的姑娘，两人相互十分爱慕，便成了亲。禹新婚仅仅四天，还来不及照顾妻子，便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没进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没进家去看望。第三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忍着真心没进去探望。大禹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水患的治水英雄。对于这故事，一些人认为就是大洪水大劫难时期，更因为这西元前4000年的人类历史基本是一个空白。《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年代或重大的具体事件，也就认为现代人类大约开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然而一些考古研究，却发现了“史前”文明，诺亚方舟的故事无法解释。而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这三皇五帝的故事都是十分混乱零散的，要找出具体年代，真的很难。

　　第三次，大禹治水经过家门，适逢女娇生子，邻居告诉大禹，劝他回家探望妻儿，大禹说：“治水要抢时间，无法分心。”邻居说：“您不能回去看望妻儿，也应给独生子命个名字呀！”大禹在匆忙说就命名为“启”，意思是说”治水启行“。如此一去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归来时他的儿子已经十多岁了，女娇也成为一位中年妇人了。此外，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相传古时嵩山一代洪水滔天，土地淹没，许多生命被夺走，大禹为了尽快凿开山间通道，大禹之妻涂山氏为支持大禹治水，也一同来到嵩山，就住在太山脚下，每天给大禹缝衣送饭。顾不得回家，到了吃饭时分，便击鼓为号，由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前来送饭，此事感动了上苍，玉帝便出手相助，让大禹在开山凿渠时变成一头力大无比的黑熊，滔滔江水乖乖听从大禹安排，但大禹始终没有把变熊的事情告诉妻子。大禹对涂山氏说："当你听到击鼓声，就给我送饭"。这就是闻鼓饷夫的故事。大禹为了尽快开山间通道，就变成了一只大熊，在山间来来往往，开山石，忙碌不停。

　　一天，大禹开山迸石误触皮鼓，涂山氏闻声前来送饭，不见大禹却见到了一头威猛的黑熊，又惊又急，扭头便往东奔跑。大禹急忙去追，到快要追上时，涂山氏却化成了一块大石头。面对急匆匆赶到的大禹，涂山氏明白了一切，悲喜交集，但却已无法回答大禹的千呼万唤。只听一声巨响，巨石的北部裂开了，生出了一个婴儿。原来是涂山氏焦急万分，愁肠百转，迸破了肚子，把十月怀胎的儿子留给了大禹，也把无限的眷恋和思念留给了大禹，这个婴儿便是夏代的第二代君主夏启。

　　《鱼服》这首诗描写了少年诗人起兵抗清的壮志和决心。诗题“鱼服”即用典意，以喻明亡之后明王室贵人微服逃难，受人欺侮，处境艰危。

　　诗的首联写诗人随陈子龙起兵抗清的豪情壮志；颔联描写了抗清的军旅生活；颈联诗人用祖逖之典故来激励自己；尾联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坚定决心。全诗语言华美，气势昂扬，洋溢着一个少年英雄的爱国思想与文学才气。

　　首联是说诗人自己投笔从戎，随陈子龙起兵太湖，誓师灭清。东汉班超曾因出使西域有功，汉明帝任他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诗人在此借指陈子龙。“月支”诗中喻清朝，此用其事以明登坛拜将，誓扫顽敌之志。

　　颔联是说宝剑锋利，不怕清朝势力强大甲衣氏便，正宜秋天夜战。“胡霜重”，是承上句“月支”而言，明谓西北霜重，实指清朝势力强大。“汉月”，表明了诗人复明的意念，清朝的势力虽然统治了中国，但照耀大地的依然是那一轮汉家之月。

　　颈联上句是说诗人自己要效学晋代祖逖，矢志灭清；下句是说清军亡明，明王室流亡，处境艰危，触目惊心，自己未尽同舟共济之义，心中抱愧。“鸡鸣”、“击楫”之事，见《晋书祖逖传》。诗人引用此典，足现复明之志。

　　尾联，诗人表示要终身在民间从事活动，灭清复明。“湖海”，是与朝廷相对而言的，喻指民间。“茫茫恨”，说明诗人无限的亡国之恨。末句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报仇之志。

　　夏完淳的诗歌创作，曾受陈子龙复古的影响，所作有摹拟之句，文字倾于虚华，但十四岁从军以后，诗中就出现了浓烈的战斗生活的气息，表现出悲壮激越的风格。《鱼服》一诗可算代表之作。此诗虽仅四联八句，但用典达六处之多，且典典贴切诗意，年氏诗人灭清复明之志，反复申述，层层得以展示，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也”。同时，从诗中又可看到诗人那过人的才华和深厚的文学修养。王弘撰《夏孝子传》称其“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奇中”，当为确论。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待名号“五斗先生”的来源，然后介绍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后他批评为养生而著论的嵇康、为途穷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这篇散文属于自传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鲁迅先生曾感叹：“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以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来说，如果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无庸置疑，王绩就是一位“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只知醉酒的糊涂先生。如果能这样论定，而且其结论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这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本非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召，学剑觅封侯。弃绢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可见他本与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样，深受儒学教养，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也颇有才气，“君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木，无不洞晓”（吕才《东皋子集》序）。可生活给予他的只是“才高位下”，失意的情怀，简放的个性，仕途的险恶，加之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才使他萌发出退隐的念头，但排难解纷，有所作为的希望，也还未完全泯灭，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真正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还是四十几岁以后的事情，所谓“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同上）。于是乎释、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学。然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那种“绝思虑，寡言语”，“万物不能萦心”等等，总是很难办到的。他在“一饮五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家庭的生计、子女的婚嫁，这就如他在《独坐》中写的：“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他还说过“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山中叙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还想娶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同偕隐。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写诗作文，这都是很现实的。但是，正是这种现实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闷，与解脱苦闷的思考。“古来才命两相妨”，如今的境遇证明了个人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不过就算是帝王将相，君不见有汉一代曾经是“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过汉故城》）。兴衰更易，沧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既然是来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么万物自然不必“萦心”，也没有什么苦闷可言。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天下”，以及他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应持的态度。由此观之，嵇康大谈“养生”，阮籍途穷而哭，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所谓穷通，“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古意六首》）。所以“圣人”就处于“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谈，委身自然。但是，并非人皆“圣贤”，王绩大概也不敢自封“圣贤”，那要进入“圣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只有“以酒德游于人间”，做“五斗先生”，长醉不醒，才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么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是否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因此，要说这传中的形象，就是王绩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说与他无关，也不准确，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首》）的“斗酒先生”；比较客观地看，这里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于表现他晚年对老庄哲学的追求与向往。这追求与向往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遁世伤时，保全自己，与苦闷愤懑，牢骚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复合体。

　　五斗先生是本文的传主，但不能就此认定是作者的小传，不过文中确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斗先生绝尘脱俗，浑身道家风韵，一切顺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乡”中寻觅到了快乐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借助于酒，才能追求到这样的境界。这便是一个力图摆脱尘世烦恼者的幸与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仅仅是宣扬饮酒的妙处。

　　这首小令写的是赏看大都西山，文法曲折多致，寄托了作者的人生感受。

　　“冷云间”三字起笔一总，营造了特殊条件下的西山景观。这一起语颇可借用《红楼梦》对凤姐“一夜北风紧”开笔的评价：“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冷云”是阴云、浓云、令人心情沉重之云，写西山先写此云，便点现了出师不利的第一感。先以“冷云”占据画面，第二句的“夕阳”、“楼外”、“数峰闲”，就有依次破云而出的动感，弥漫着一种清冷寂寞的气氛，暗示了作者登楼远眺的孤独。虽则“数峰”露现于冷云之间，却不肯将庐山真面轻易示人，三、四两句，就在文气上推出了这一波折。这两句是倒装，“髻”、“鬟”均以美人的发式喻山，辛弃疾《水龙吟》“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已有成例。曲中是“雨髻烟鬟”，这就补充了“冷云”的来历，原来此时正值雨霁，夕阳固然露了脸，但云层之上的西山峰头依然缠结着雨意。“雨髻烟鬟”，将西山的巍伟及山顶云罩雾绕的朦胧景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诗人将“数峰”的朦胧，说成是“等闲不许俗人看”，为西山占重身份，也表现出自己是它的知音。所以他在西风中倚遍栏杆，执著等待，并不为眼前的遗憾景象而长叹。果然峰回路转，不多时暮霭吹散，掀去了雨雾的面纱。文笔至此也豁然开朗，“西山看我，我看西山”，令人想起前人“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的快意境界。

　　这首小令以看山的经历为表，寓寄了诗人对人生的观照与信念。这一点，我们不难从曲中的喻示中发现和领会。“冷云”代表了精神追求中的阻碍与迷障，但只要与理想信念心心相印，执著不渝，终究乌云遮不住太阳。西山“等闲不许俗人看”，而最终却与作者契合交融，“西山看我，我看西山”，其间诗人以脱俗孤高自许的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

　　顺便一说，〔殿前欢〕末二句的颠倒语序、分说合观，并非作者的首创，阿里西瑛的“呵呵笑我，我笑呵呵”，贯云石的“功名戏我，我戏功名”，乔吉的“人多笑我，我笑人多”，张可久的“青山爱我，我爱青山”，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先例。而本曲中的“西山看我，我看西山”，物我交融，兴寄高远，可说是散曲创作继承发展中青出于蓝的例子。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