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女子伤春闺怨的词作。首句“东风吹水”形象生动，但新意不强，与李煜同时代稍早些的冯延巳就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名句；而“日衔山”则要好得多。虽然“日衔山”与“青山欲衔半边日”意思相同，同样都是拟人化的手法，但“山衔日”有日升之意，多用于形容山极高之势；而“日衔山”则寓日落之意，有夕阳斜照，余晖映山之感。这里不仅点明了傍晚这一时间的概念，而且还暗从主人公细致的观察和感受中渗透出“闲”的味道。风吹水，日衔山，两个动词很精妙。将风过水皱，日坠山巅的情景描写得十分细腻，形象。这本是每日都在发生的景象， 没有什么特别，女子却观察入微，并如此精准地表达出来，可见其“闲”。因为闲，所以连这每日可见的景色也会细腻入微地观察，借此打发时间。或许，她已经这样观察了一整个春天。落花满地，酒意阑珊，这就是她每日生活的写照。除了观景，醉酒，她没有别的事可做。因此这闲不是悠闲，而是空虚寂寞的“闲”。于是二句“春来常是闲”就有了更深的寓意。女主人公不仅“闲”，而且“常是闲”自然就是一个寄生的形象了。三、四两句是女主人公无聊生活的具体化、形象化，“落花狼藉”不仅是春景，而且是女子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现实的写照，所以说她醉生梦死其实是不过分的。
下片写伤春：女子春睡醒来，明知晚妆已残，却懒得装扮，是因为爱人不在身边，青春无人欣赏。开头三字另一版本为“佩声悄”，这是借物写人，说明女子醉意未消、懒动腰肢，自然有慵倦之意。“晚妆残，凭谁整翠鬟”更说明女子无意梳妆、不饰仪容，只因春心无人解，自伤无人知，写出女子的伤春并非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结末两句点明主旨，进一步渲染出女主人公感慨年华逝去，无奈空唤青春的情绪。春光是美好的，朱颜也是，但若无人欣赏，再美也是枉然，其美也就失去了意义。或者说，越是美好，就越是遗憾。春光与朱颜，是美丽的，也是易逝的。等到“一朝春尽红颜老”之时，再来欣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她在独自倚阑远眺，等待着爱人归来。
全词由大处着眼，至小处落笔，喻象生动、自然，描写细腻、真实，艺术技巧纯熟。但是全词哀愁太盛，有流于颓废之嫌，格调是不高的。有人分析这首词是李煜的中期作品，表现了作者面对强敌、前途未卜时的抑郁颓丧心情，有一定道理。但是就此说这首词中有对其弟李从善的不满及责备，恐怕有些言过其旨。最好还是将其视为一首虚指较强的闺怨词。
这首诗表面上如诗题所明，是写离思，主要抒写别后相思的煎熬苦况，怨恨离人的不通音讯，写得情调悲怆。
首联即写情人离去后主人公的心酵气绝。《前溪舞》和《子夜曲》皆为悲伤的作品，是被遗弃者的哀怨之作。这里引入诗中，即是离思之苦，心里有担心被遗弃之痛。颔联仍化用典故，写难以寻觅爱人踪影、东西分离相隔如沟水东西分流而无可奈河的痛苦心理。此联运用典故和即实写景巧妙融合，不露痕迹，从字句看就是写实景，是看不出用典的，这是李商隐诗用典得心应手的表现。颈联写书信断绝。和主人公的以泪度日，化用湘妃竹的典故渲染伤心痛苦至极。结联仍作希冀之词，一片深情希望通过江水给恋人捎去自己的问候。
此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是李商隐借失恋女子寄意而为，前六句极写自己的凄苦，第七句一转，第八句仍作希冀之词，希望令狐绹能加以提拔。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读来荡气回肠，久久不能自已。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