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汉朝宫女王昭君远嫁匈奴单于呼韩邪的故事，因为故事精彩、寓意丰富，自汉代以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不仅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也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经久不衰的一个创作题材。千百年来，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而且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也多得数不清。唐朝大诗人李白的《王昭君二首》，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公元752、753年（唐天宝十一、二年）间，李白继幽州之行又有一次漠北之行，他离开幽州南下魏郡又沿太行北上，入河玉道，至云中郡，而后北行至单于都护府凭吊昭君墓，写下《王昭君二首》。因为对于昭君出塞，李白满怀惋惜之情，所以诗歌通篇都弥漫着一种伤怀、伤感的气氛。
第一首诗一开头就用一个“月”字，来烘托昭君远嫁匈奴的伤感主题：中原汉家的月亮，那光华跟随着远嫁匈奴的昭君。然而她一踏上通往玉门关的路，就如同去了天涯，永不回归。“月”在这里既代表家乡的月亮，也代表故乡、故国。然而一个小小的玉门关，竟会把这一切无情阻隔。回望家乡那轮圆月，就要在眼前永久消失，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能不让人平添几分惆怅。
接着诗人又以“月”字发出忧伤的慨叹：汉家的月亮到了明天又会从玉海升起，但昭君西嫁，却是一去不返。这种别离，让诗人既感到无奈，又感到无望，所以更加重了忧伤的思绪。诗人又提到了燕支山，在诗人看来，匈奴那里的燕支山，终年酷寒，不生草木，只有落雪作花，所以诗人想象，昭君嫁到匈奴，就连曾经倾国倾城的美貌，也憔悴衰老，埋没在黄沙滚滚的塞外。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却是汉代后宫的画师，昭君她生前没有黄金送给后宫的画师，死后也只留下一座青冢，令后人凭吊，扼腕叹息。
关于“枉图画”，有一个传说，昭君曾作为掖庭待诏，被选入汉元帝的后宫。当时其他宫女为了早日博得恩宠，都用黄金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希望把自己画美，被皇上选中。独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愿行贿，所以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上丧夫落泪痣。昭君便被贬入冷宫三年，无缘面君。把昭君所谓的“悲剧”和宫廷画师相联系，尽管有些牵强，却更能加深悲伤的主题。
第二首诗写昭君拂净了马鞍，流着眼泪上马向西而去.。“今日”还是汉朝的宫里人，“明朝”就是匈奴单于的妻妾了。按照丁启阵先生的说法，当诗人到写第二首时，似乎情无以堪，只能勉强完成一首五言绝句，不同于第一首的五联十句。
昭君出塞的故事，历来都被人写作多种主题。李白的这两首诗尽管走的是悲悯伤情路线，读来仍然让人伤怀、感动。
按理说，登临如此高耸的山亭，自应细写其杳渺之景象，雄阔之意境。然而辛弃疾竟以豪情壮志、险思奇想出之，大发思禹之情，却又能不肯离题意。如上片“悠悠万世功”二句，通过“悠悠”“矻矻”两个叠词，既生动地写出其历史久远，又形象地道出大禹的劳苦功高。这纵横高远的境界，正是最恰当地扣住了“尘表”二字。作者面对一派江山如画、烟火万家的绚丽景象，他考虑的却是“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尘世万物均能各得其所，推本溯源，这都是禹的伟大业绩。这三、四两句，又将“高”和“远”更推进了一步，可以说是超然玉立于尘表之外了。
如果说上片是吊古，那么下片则是伤今。过片“红日又西沉”二句，仿佛写的是眼前景，倘若简单地这样去理解，显然与上片高、远的意境不相符合。因而，“红日”句是比喻南宋朝廷岌岌可危的局势；“白浪”句是指流光飞逝，历史是无情的。这正是一代爱国者的时代忧虑，是作者愤懑难平的情感流露。煞尾二句，既照应了前阕，又阐明了词意：危亭登眺，无意于赏心悦目，主旨在忧时伤世。我自思量禹”句，寓含着作者无限心事：在这苟且偷安、不思自振的人欲横流中，必须要再有个为民造福的神禹出来治水平土，力挽狂澜，重整山河。全词紧紧系住“尘表”铺写，居高临远，吊古伤今，上下片浑然一体，意境奇特，造语清俊，在小令中洵为不可多得的妙品。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