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与杜牧《赠别》主题相同，即和心爱的姑娘分别时的离别之作，但写法各别。离亭指分别时所在之地，亭即驿站。赋得某某，是古人诗题中的习惯用语，即为某物或某事而作诗之意。诗人在即将分别的驿站之中，写诗来咏叹折柳送别这一由来已久但仍然吸引人的风俗，以表达惜别之情。
第一首起句写双方当时的心绪。彼此相爱，却活生生地拆散了，当然感到无聊，但又势在必别，无可奈何，所以只好暂时凭借杯酒，以驱散离愁别绪。次句写行者对居者的安慰：“既然事已至此，不能挽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所希望于你的，就是好好保重身体。你本来已是眉愁腰细的了，哪里还再经得起损伤？”这句先作一反跌，使得情绪放松一下，正是为了下半首把它更紧张起来。第三句是一句惊心动魄的话。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比分别更令人痛苦。这句话是判断，是议论，然而又是沉痛的抒情。第四句紧承第三句，针对第二句。既然如此，即使春风有情，不能因为爱惜长长的柳条，而不让那些满怀着“人世死前惟有别”的痛苦的人们去尽量攀折。这一句的“惜”字，与第二句的“损”字互相呼照。因为愁眉细腰，既是正面形容这位姑娘，又与杨柳双关，以柳叶比美女之眉，柳身比美女之腰，乃是古典诗歌中的传统比喻。莫损也有莫折之意在内。
第二首四句一气直下，又与前首写法不同。前半描写杨柳风姿可爱，无论在烟雾之中，还是在夕阳之下，都是千枝万缕，依依有情。而杨柳既如此多情，它就不会只管送走行人，而不管迎来归客。送行诚可悲，而迎归则可喜。因此，就又回到上一首的“莫损愁眉与细腰”那句双关语。就人来说，去了，还是可能回来的，不必过于伤感以至于损了愁眉与细腰；就柳来说，既然管送人，也就得管迎人，不必将它一齐折掉。折掉一半，送人离去；留下一半，迎人归来，则为更好。
诗序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此诗有感而发，且借用俚歌形式，其目的在于明确表示诗人作诗是为了讽谕朝政、匡正时阙，等待中央派官吏来采集歌谣。采诗之说起于《诗经》，兴盛于汉魏以来的乐府，是指中央乐府机构将民间诗作采集整理，一方面可以使这些优秀的民间诗作得以流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统治者借以体察民情。中唐新乐府诗虽然大都有意仿效乐府民歌通俗浅显的风格，但像《插田歌》这样富于民歌天然神韵的作品也并不多见。这首诗将乐府长于叙事和对话的特点与山歌俚曲流畅清新的风格相结合，融进诗人善于谐谑的幽默感，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诗歌意境。
诗中前六句可以作为一小节来看，用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春光明媚，农夫农妇插秧时整个田野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而且诗人在工整的构图上穿插进活泼的动态：冈头花草崭齐、燕子穿梭飞舞、田埂笔直如线、清水粼粼闪光以及穿着白麻布做的衣裙的农妇和披着绿草编的蓑衣的农夫，白裙绿衣与绿苗白水的鲜明色彩分外调和，传达出一种朴素的人文美，也展示了自然生机的美与明媚春光的和谐统一。
接下来的六句中，诗人进一步通过听觉来描写农民劳动的热闹景象。前一节的景物描写可看作是一种静态背景的铺叙，而这一节则主要刻画了人物的活动。诗人抓住农人的歌声进行细致刻画，虽然诗人远在郡楼之上，又加之农夫农妇们是以地方俚语唱和，必然使诗人无法辨清其词，却亦能欣赏其旋律，这些歌虽然是俚歌，也缠绵柔媚、如琢如磨。“怨响音”是农民们在繁重劳动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自然流出的痛苦呻吟，但由于唱的人心境之宽，整个气象是洋溢着欢乐与舒畅的。“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十分传神，在农夫们一片整齐的哼唱中时时穿插进一阵阵嘲嗤的大笑，忧郁的情调与活跃的气氛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因而歌声虽然哀怨，但并无沉闷之感。歌声与笑声渲染了浓烈的气氛，传达的情感感染了作为听者的诗人。农民们毫无机心的欢乐与热情毫发毕现、洋溢笔端。
诗人没有描写劳动时间的推移过程，而仅用“水平苗漠漠”一句景物描写点明插秧已毕，使场景自然地从水田转移到村落，处理得圆融机巧，不露生硬痕迹。以水田插完后“苗漠漠”的情景直接转向墟里烟火，既表现了地点的变更，也将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时空转换得巧妙无痕。并且诗人也将村落里富有生活气息的情景，不着痕迹地展现出来，此间并未用新奇的语句，而是套用田园诗的一贯意象与写法，令人有一种熟悉感。同时这种套用不是毫无创意的搬用，其中渗透了作者自己的观察。同时，他在对村落描写的过程中非常自然地引出了此诗的主人公——上计吏，将全诗前后两部分对比的内容天衣无缝地接合成一个完整的场面。对上计吏的形象刻画，也是始于对其衣饰的描写，乌帽长衫的打扮同农妇农夫的白裙绿衣区分开来，不但显示出上计吏与农夫身份地位的差别，而且使人联想到它好像一个小小的黑点玷污了这美好的田野，正如他的庸俗污染了田间辛勤劳动的纯朴气氛一样。上计吏自我介绍的一个“自”字、谎称自己本生于帝乡，巧妙地表现了上计吏急于自炫身份的心理，这些使他的登场成了与前半部分完全不和谐的音符。
诗歌自上计吏出场后，便以他与农人对话的方式将诗的主旨缓缓道来。汉乐府诗以对话的形式叙述情节、表达感情的比比皆是。刘禹锡借用这种古法与他反映时事、讽喻时政的写作目的相得益彰。然淳朴的农夫并未屈媚于他的特殊身份，对上计吏的应酬颇含深意，一言揭穿了他的底细。“君家侬定谙”可谓快人快语，说明农夫知道上计吏本来也是出身于附近乡村的，反驳了上计吏吹嘘自己的谎话。“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刻画了计吏自从当上小官、去过一趟长安后便自谓身份高贵、不认故人的作派。话虽是对“这一个”计吏而发，却也概括了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普遍现象，揭示了官贵民贱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计吏没有听出田夫话里的讽刺意味，反而“笑”着致辞，仍极力炫耀自己。这一“笑”正显出他的愚蠢。“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活画出尚未脱掉土气的计吏鄙俗可笑的神情和虚荣浅薄的性格。然计吏的夸耀揭露出了朝廷卖官鬻爵的现象。“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是全诗讽刺的重点。既然计吏的姓名补入朝廷禁军的缺额，只须拿出些筒竹布便贿赂得来，那么官职当然也可随意买卖了，一个“唯”道出了官位的不值钱。“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这种推测既是计吏的自夸，也道出了诗人的忧虑——一个毫无见识，等同于农人的计吏凭借微薄的付出，竟然可以作朝廷官员。但让这话出自一个小小的计吏之口，则收到比诗人直接议论更强烈的效果。连计吏都觉得官价便宜，更可见出皇家卫士名额之贱，朝廷卖官鬻爵之滥，朝廷不看重能力，甚至连身份也不再看重，眼中唯有铜臭二字。全诗写到计吏得意忘形地预卜自己将会高升的前途时便戛然而止。听了这一席话农夫的反应如何，则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就留下了无穷的余味。这一段对话全用口语，寥寥数言，朴素无华，却传神地表现出农夫与计吏这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体现了诗人通俗活泼而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语言特色。
这首诗前面的写景、后半部分巧借对话委婉传达讽喻主旨，朴实简练，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优秀传统，未及一语表达诗人的观点，也没有评论的陈述和激动的抒情，只有白描式的叙述，但讽谏的意旨已达，痛心的感情已然力透纸背。这首诗表情达意、深入浅出、题旨深远，在诙谐嘲嗤中寄寓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平凡真实的生活显示深刻的主题思想，从艺术结构、叙事方式、细节描写到人物对话都深得汉乐府民歌的真髓，但又表现出诗人明快简洁幽默的独特风格，因而以高度的思想艺术价值为中唐新乐府运动增添了光彩，是新乐府运动中的一株奇葩。
这是旅途夜泊的一首小诗。建溪是闽江的北源，在今福建省。
开头两句写泊舟的时间和望山所见。“客航”，表明是离家远行。“收浦”即停船靠岸，“浦”是水滨。“月黄昏”系用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语，形容月光昏暗，表明天黑已久。昏黄的月光，洒在平静的溪水上，一只小船划破水面，摇碎了月影，慢慢靠近岸边。有景，有人，有声，有色，景象非常幽静，画面非常优美。
第二句是将唐代韦应物《滁州西涧》“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名句改造而成。孤舟夜泊，最关心的是客店，所以船一靠岸，就在张望，看见客房并无灯光，正准备关门。这里是“野店”，不是大的集镇，人家不多；而且为了方便行旅，必定临溪而设，所以极易望见。“无灯”，并不是说没有置备灯火，而是说没有点灯，野店固然简陋，但既是客店，也不至于连一盏灯也不置备。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是表明这个夜晚还没有客人，可见这里平常客人稀少；二是表明入夜已久，主人以为不可能再有客至，所以并未点灯，正准备关门睡觉。“欲”字下得很妙，它表明门将闭而未闭。如果已经闭门，则敲门叫门，会给投宿者带来许多麻烦；正是在这欲闭未闭之际，才使投宿者感到欣喜。
下面两句写系舟，这里既是“野店”，就没有正规的码头，所以并无专门系舟的设备，只能把舟系在岸上的一株枫树上。上文店门欲闭未闭，是巧；此句枫树则是将死未死，是奇。“倒出岸沙”是说溪水从下面往里冲刷，在枫树根部冲出一个缺口，枫树一半的根得不到泥土的养料，加之又被系舟时的摇晃弄坏，所以“半死”了。“半死”谓死去了半边，就是偏枯，这是树木的一种特异现象。
末句“系舟犹有去年痕”写系舟时所见，更加新奇。“去年痕”是说一年前系舟的痕迹还保存到此时，说明在此停泊的客人不多。这仍然是荒村野店的地方才会有的景象。见此痕迹，令诗人感到很惊奇。
此诗选用最有特征的景物，写出荒村月夜泊舟的静谧境界。既是作者的精心选材和巧妙构思，却又使人感到全是信笔直书即目所见。化用前人诗语而不露痕迹，另出新意，可见作者的诗才。《莆阳文献》说：“此诗荆公（即王安石）爱之，尝书坐右，后人误入荆公集中。”该诗是隽永可爱的一首佳作。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这是一首闺词。全词以女主人的口气道出，不作雕饰，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这首词由八句组成，其中有六句使用了比喻。首句“郎如陌上尘”，次句“妾似堤边絮”，并非各以一物为喻，而是互文见意，言妾亦如陌上尘，郎亦如堤边絮。尘与絮悠扬飘荡，无辙可循。尘与尘相遇，絮与絮相逢，聚乃偶然，散亦无法觅其踪迹。把两个人遇合方式的特点，通过尘与絮的“相见两悠扬，踪迹无寻处”体现出来，喻义明确，词篇的表现力因此加强，引人入胜。
在上阕中，一、二句各自设比，三、四句补叙所比的内容，作为比喻，四句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从措意的过程分析，其间的条理十分清晰。此外，最后两句向对方提出“过了别离时，还解相思否”的疑问，这又同上半阕的别时情绪遥相呼应。通过这种呼应，一方面表达了女主人公对情郎的无限忠贞，另一方面又对男方的爱情表示了担心和疑虑。这种“救首救尾”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词篇结构更加谨严，而且揭示主题方面，显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阕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也是用比喻，不过是暗喻而已。此句“泪”、“雨”并见，以连绵的秋雨喻不断洒落的泪珠，取喻显明，亦足动人。至于“酒面扑春风”，字面本于杜甫《咏怀古迹》诗“画图省识春风面”，而谓女子酒后，脸上绯红，有似春风扑人。像“酒面扑春风”这类比喻，本来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就不甚显著，作者不仅不把相似点说出，反而用叙述式的句子，似乎只在实写两种相关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要想真正理解词人的真实意图，就非得下一番推敲的功夫不可。这种比喻，修辞学上称为“曲喻”，古人称之为“不似之似”或“象外句”。“酒面春风”似乎是即写酒又写风，其实是借春风比酒后脸的情态。
在结构安排上，该词表现为一个严密的有机体，段落层次十分清晰、显明。词篇写别时情景，自然以描写告别场面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两句为中心，上半阕为别时的感慨，末二句设想别后的情事，篇幅虽不长，却容下了别情离绪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