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是诗人夜泊鄂州时，听到一位十七八岁女子的歌声而纪实成篇的。其描绘了一个面颜如花、貌美娇艳、背靠桅杆、手拨琵琶、愁绪犹如长江水奔流不息的女子。诗人真实地描写出歌女的悲惨境况，她们渴望像正常人一样过稳定生活，不仅需要应有的物质生活资料，更需要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同时，此诗不仅寄予了作者对歌女的深切同情，亦是借此表达了自己凄凉的心情。满腔报国热情不得抒发，却又宦途潦倒，被贬到这偏僻之地，作者当时的心情满心的凄凉，满眼的沧桑。

　　此诗之美就美其简练、含蓄，在其“不言”之处。“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这曲歌调是《霓裳》还是《六幺》，这份惆怅是“似诉平生不得志”还是“别有幽愁暗恨生”呢，令人难以猜测。“歌罢继以泣”，女子的怨绪一发即不可收，其歌声凄凄惨惨，撕心裂肺。究其原因，不外是“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作者将秋江、明月、江船串联起来作为氛围背景，给人一种孤寂的感觉。淡淡地用上一个“堪”字，却产生出一种“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意境；最妙的还是“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她却“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在深秋明月夜，一位美丽的少妇如此伤悲，是自叹身世的可怜，还是抒发闺中之怨。作者没有让她“说出”，给读者以无限想象的空间。这处处“不言”，却又处处“在言”，真可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结合作者当时凄凉的心情，作者是从京城谪至浔阳，路宿鄂州时写下的这首诗，满腔报国热情，却又宦途潦倒，被贬到这偏僻之地，自然是满心的凄凉，满眼的沧桑:秋天成为“寒秋”，明月成为“冷月”，江船成为“孤舟”，隐约传来的歌声，自然也是“堪愁绝”。但这心中的哀愁又能向谁倾诉，这无奈的心境又有谁能体会，也只能对着这凄冷的景物默默“沾襟”罢了，那浓浓愁思尽在这“不言”中。这“不言”之美乃是一种含蓄之美，寥寥几笔似寻常，却能让人反复咀嚼，久久回味，那充满了含蓄之美的诗词与文章，犹如那含苞欲放的花蕾，虽比不上绽开的花朵那般妩媚，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魅力。

　　此诗中作者听到这歌泣，便“寻声”去“见其人”。看到这位如花般歌女后，作者没有用“美丽”或“动人”来描绘她的容貌，只是用了“颜如雪”三个字，在文学创作中用“雪”来形容人的容貌是比较少的，而此诗中“雪”字却恰好切合了诗间的意境。“雪”留给人们的印象一是洁白无暇，一是寒心彻骨。“颜如雪”既道出一位肌肤如雪的少妇楚楚动人的形象，又表现出其哀愁悲伤的心情。从视角来分析可以看出作者是远观，只隐约地看到她如雪的容颜，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之美。

　　因为有切身体验，所以感情特别真诚深挚，因为是深秋月夜巧遇女子，所以诗情特别哀婉凄凉。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韦庄生在唐帝国由衰弱到灭亡、五代十国分裂混乱的时代。他一生饱经乱离漂泊之苦。黄巢攻破长安，他逃往南方，到处流浪。直到59岁，才结束了这漂泊流离的生活。

　　这首《菩萨蛮》词，就是写作者浪迹江南一带时思乡怀念妻子的惆怅心情。

　　词的上片，写离别之夜，爱人和泪送行的动人情景。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这两句写分别时的情景。回忆在朱门红楼那天告别之夜，灯光映照着半卷的挂有流苏的帐子的情景，真叫人难过极了。“流苏”，是用五彩毛羽或丝绸作成的须带或垂饰，称流苏。“半卷流苏帐”，指人还未入睡。

　　“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次二句写情深似海，难舍难分，一直到残月将落时，爱人带着泪水，才送我离开家门，分手告别的。

　　词的下片，写客地思归，由听到琵琶乐声想到所爱之人正倚窗远望，等候自己归去。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这两句写作者在他乡听歌女弹琵琶，弦上弹出黄莺般的音乐声。“金翠羽”本指美人的金钗，这里用以代指歌女，“黄莺语”指琵琶弹的乐声就象清脆婉转的黄莺啼般的歌声，极写琵琶声调的婉转。

　　“劝我早还家，绿窗人似花。”这两句写词人由“黄莺语”联想起爱人临别时叮咛自己早日归家，想到花容月貌的爱人此时正倚窗远望，盼望归去。

　　据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此词又作：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掩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辞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叫隐括。此词，即隐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一诗。

　　初读一遍，不过觉得它逐句移植原诗，仅仅清畅淡远而已。反复涵咏体会，才发觉意境精神已脱胎换骨。

　　朱熹在词中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儒家哲学思想，一改原诗的消极情绪，推陈出新地化出了积极意义。词人登上秋山后，倒影在江水中的无限秋景映入眼帘，却只落笔在“云影”二字，意境深远。此时仰头又见大雁欲飞向南方度过寒冷的冬天。紧接着，词人自问“携壶结客何处”，答得却是“空翠渺烟霏”。语间似答非答，表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那烟雾缭绕漫山碧翠中。

　　交代了时令、景致、人物，词人开始借机抒发人生感慨。他说尘世多俗事，营营扰扰，难得有畅心的片刻。但是今日不同，不但可以登山，还可以把紫萸、黄菊插满头，玩得尽兴了再回去。“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壮阔抒怀，颇有几分及时行乐的意味。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好似词人当面劝酒，要同行宾客趁着这良辰美景酩酊大醉一次，无须推辞，浪费美好光阴。“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一句，词人把人生在世比作寄生，既然它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何苦对着落日余晖自伤自怜。

　　之后，词人的思想穿越古今，词境顿然开阔。他想到古往今来，沧海桑田，有无数的春花开了又谢，亦有无数日的月亮盈了又缺。在词人看来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恒定变化，也正是因为这种循环变化的存在，自然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那更有危机”是说如果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就不会再有危机感。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化用了春秋齐景公的典故。有一次，齐景公登牛山，北望国都临淄，流着泪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流露出一种无法挽回逝去时间的伤感。朱熹反问“何必独沾衣？”人世无常，变幻难定，无人幸免，所以无须太执着。

　　杜牧在诗中的旷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慰，令人压抑。而一经朱熹化用之后，把自然与人生结合，成为了积极面对人生的寄语。词人点石成金，以理性的思辨解读生活和自然，不失为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