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首先从刻画祢衡落笔,写他的性格和悲惨的遭遇。曹操经营天下,显赫一时,而祢衡却视之为蚁类,这就突出地表现了祢衡傲岸的性格。黄祖是才短识浅之徒,他杀了祢衡,正说明他心胸狭隘不能容物,因而得到了恶名。
接着四句,举出祢衡的名作《鹦鹉赋》,极赞他的杰出才华。这样一个才华“超群英”的人,命运却如此之悲惨,令人极为痛惜。于是引出下面四句。诗人对祢衡的遭遇愤然不平,他把黄祖之流比作凶猛的恶鸟,而把祢衡比作孤凄的凤凰。祢衡被残杀使诗人哀伤不已,心中如五岳突起,不能得平。
继愤激之情而来的是无限的哀惋。最后四句,诗人为祢衡的才华不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寡识冒刑而哀伤。结句把兰蕙人格化,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兰蕙也为祢衡痛不欲生了。
诗中刻画人物十分精炼,抓住人物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突出了祢衡孤傲的性格和超人的才华。这两点是祢衡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正是李白所引为同调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黄祖之流比作“鸷鹗”,对凶残的权势者表示强烈的憎恨;把祢衡誉为“孤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而含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魏武帝治理的是整个天下,祢衡却把曹操当做虫蚁一样看待。
黄祖则是一个斗筲的小人,杀掉祢衡遭到千古的骂名。
祢衡曾在吴江即席写作《鹦鹉赋》,落笔便压倒在座的群雄。
字字铿锵如金玉,句句飞动似云龙。
不幸这只孤凤竟死在恶鹰的血爪下,这一千古悲剧使我伤情。
如同五岳在胸中,心中的起伏怎能平?
祢衡才高为什么得不到施展?只因见识短浅而丧失了性命。
就是因为他的孤芳自赏与刚傲,鹦鹉洲上至今不见兰蕙的踪影。
注释
鹦鹉洲:长江中的一个小洲,遗址在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
魏帝:魏武帝曹操。
祢衡:东汉末名士,字正平。《后汉书》有传。
黄祖:刘表部将,任江夏(今武汉武昌)太守。
斗筲人:谓小人。
“吴江”句:指祢衡在黄射大会宾客宴席上作《鹦鹉赋》。
鸷鹗:一种猛禽。喻黄祖。
孤凤:喻祢衡。
千春:语出梁简文帝诗:“千春谁与乐。”
天刑:语出《国语·鲁语》:“纠虔天刑。”
芳洲:语出《楚辞·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首先从刻画祢下落笔,写他的性比和悲惨的遭遇。曹操经营天下,显赫一时,而祢下却视之为蚁类,这就突出地表现了祢下傲岸的性比。黄祖是才短识浅之徒,他杀了祢下,正说明他心胸狭隘作能容物,因而得到了恶名。
接着四句,举出祢下的名作《鹦鹉赋》,极赞他的杰出才华。这样一个才华“超群英”的人,命运却如此之悲惨,令人极为痛惜。于是引出下面四句。诗人对祢下的遭遇愤然作平,他把黄祖之流比作凶猛的恶鸟,而把祢下比作孤凄的凤凰。祢下被残杀使诗人哀伤作已,心中如五岳突起,作能得平。
继愤激之情而来的是无限的哀惋。最后四句,诗人为祢下的才华作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寡识冒刑而哀伤。结句把兰蕙人比化,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兰蕙也为祢下痛作欲生了。
诗中刻画人物十分精炼,抓住人物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突出了祢下孤傲的性比和超人的才华。这两点是祢下的作同凡响之处,也正是李白所引为同调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黄祖之流比作“鸷鹗”,对凶残的权势者表示强烈的憎恨;把祢下誉为“孤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而含蓄。
此诗前两句写诗人是初来乍到,互不认识,冷眼相觑,气氛尴尬而又沉闷;后两句转而写似曾相识的白鸟突然飞来,热心地出面介绍,使情景顿时活跃起来,对耸立幽僻的青山的畏惧感随即消失,变得亲切可爱起来。这首小诗将山行时,环境由生疏到熟悉,情绪由寂寞而愉快的微妙变化,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全诗明白如话,既天真又风趣;写法特别,情调隽永。
首二句就让人眼前一亮,心中一奇。可以想象,诗人在山中独行,而且,这是个陌生的地方。他不知道这山叫什么名称。因为初来乍到,被他人格化了的山固然也不知道这位新游客叫什么名字。他把山写活了。“青山不识我姓字,我亦不识青山名。”“我亦不识青山名”可以理解,而“青山不识我姓字”则只可理解幽默诙谐了。这就是让读者眼亮心奇的地方。也许这山景色秀丽,诗人很欣赏它。但心中感到遗憾:这山不认识我。或者是遗憾:我该早来游这里的山,观这里的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是老朋友了。我与这样秀美的山做老朋友真好。可现在,我们相互都感到陌生。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如果是老朋友,就会相互感到亲切,而现在,我们之间好像有些陌生和冷漠。
末二句打破了首二句“山”与“我”之间的僵局。这僵局,是由那只悠然而来的不知叫什么名的浑身有着白羽毛的“白鸟”打破的。看得出来,白鸟是这山中的常客了,与“山”似乎早就“相识”。它们是老朋友了,鸟鸣是无意无心的,或是在呼叫同伴,或许它也太感寂寞因此而自鸣。而诗人却捕捉到了这一霎那间的变化,欣喜地想,这白鸟不是在自鸣,而是在“对我对山三两声”。一下子,这白鸟的鸣叫将“山”与“我”乃至将“山”、“我”、“白鸟”的距离都拉近了。他和山成了朋友,和山中的白鸟也成了朋友。诗人郁郁独行山中的寂寞与无聊一下子冰释了,心中顿生喜悦。山也亲了,鸟也亲了。有着这样的心情再来看山观景,一定会比刚才更美了:景美心更美了。
人最怕寂寞。寂寞时,一声鸟鸣,一声兽吼,一阵水响声,一阵风声……都会让人舒眉展眼,心胸开阔。这首小诗,非常别致有趣地表达了这种人性的需要。
这首七言绝句,在构思、立意和表现手法上都有点特别,乍读费解,仔细吟咏,却能从中体察出一种意境,领略到一种情韵。写法特别,情调隽永。此诗与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格调近似:“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但李诗侧重表达在静观中“天人合一”,而叶诗主要写动态中协调沟通。
这是一首怀念友人的抒情小诗,此诗通过回忆以前与友人冯秀才分别时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和友人之间的深厚友谊。诗人运用了“时空交感”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遥远的“时间中的图画”和辽阔的“图画样的空间”,大大地增强了读者的视觉纵深感和心境沉重感。
诗一开端,诗人便运用了“时空交感”的艺术手法,把读者带到“时间中的图画”和“图画样的空间”中去,大大地增强了视觉的纵深感和心境的沉重感。“长洲苑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是写诗人的眼前景与此时情。“长洲苑”,在今苏州之南,太湖之北,是吴王阖闾曾经游猎的地方。这自然写的是空间。“萧萧”,形容草木摇落的样子。苑外草枯,既扩大了空间的范围,又表现了时间的变化。一句话,不但把发生在遥远的岁月里的往事,突现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而且把诗人独立苑中、无语凝望的神情,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
大概那年送别冯秀才,正是深秋的季节,所以诗人蓦然见到草木摇落,不禁屈指计算起“游程”来,这才记起那已是遥远的岁月了。于是把往日之情与今日之思交织在一张友谊的丝缕中,生动而形地表现出他们之间的脉脉深情。“游程”,是空间;“岁月”,是时间。在这短短的一句诗中,时空交错,今昔互映,有效地扩展了诗的境界,丰富了诗的意蕴,加深了诗的情感,这便是“时空交感”的艺术效应。
“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真正的友情,是不可能被流失的时光所淡化的。此句是写诗人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岁月虽然是那样的遥远,但当年依依握别的情景,却至今历历在目。
趁着向晚的暮烟,顶着淅沥的秋雨,走过寂寞的枫桥,奔向遥远的他方,这情景是永远不会在世人的记忆里淡化和消失的。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花一点笔墨去描写自己如何伫立着、凝望着,直至冯秀才的瘦影消失在那暮烟秋雨之中,仅仅用一“过”字,而“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画面,却分明地浮现在读者的脑际。“枫桥”,在苏州市的西面,不少诗人都写过它。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一作张祜的作品,也是题作《枫桥》的。因为冯秀才在“吴中”,所以这首诗中出现的地名,都是“吴中”的名胜。“别时”与“至今”是今昔的对映;“过枫桥”是空间的转换,它形象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遥远的“时间中的图画”和辽阔的“图画样的空间”。要知道,时间与空间,是一切事物赖以生存的条件和环境,也是一切艺术形象赖以附丽的基本形式,所以总结古典诗歌的时空艺术设计,是提高诗歌的鉴赏水平和创作水平的不可忽视的一环。
“鹤关音信断,龙门通路长,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这几句意谓:可寒衣虽然准备妥当,这龙门戍地的道路却又很长很长,你在天的那一边,我在天的这一边,这寒衣怎么能送到你的手中呢?只好让它搁在那儿独自地散发熏烤的香味了。全诗到这里嘎然收束,那不尽的愁思,那远戍他乡征人的悲苦,只好留给读者去玩味,揣摩了。这里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有尽而情无限的效果。表面上看是诗人对一对“纤罗对凤凰,丹绮双鸳鸯”的人为分离而寄予无限的同情,实际上是作者对唐统治者发动对外扩张的非正义战争的谴责与抗争。不难看出,作者善于吸取《诗经》、《汉乐府》民歌中的精华,但比之表现的感情更为细腻,更能打动读者的情思。可以想象,作者是和着泪永挥写这首诗的,不过,他把眼泪洒在诗篇之外罢了。
从诗人记事起,唐王朝就无休止的进行武力征伐。据史书记载,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兴兵讨伐西突厥,擒沙博罗可汗;公元661年又讨伐百济,灭掉了百济国,并击败了日本的援兵;接着又征高丽,擒高丽王高藏。作者十五岁那年,即上书右相刘祥道,抨击唐王朝的侵略政策。该文中说:“伏见辽阳求靖,大军频进,有识寒心,群黎破胆。……辟地数千里,无益神封;勤兵十八万,空疲常卒……飞刍挽粟, 竭淮海之费 ……图得而不图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成心腹之疾。”(《上刘右相书》)这种反侵略、反扩张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为诗人,王勃把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说《秋夜长》是诗人作品中反映现实最深刻的诗篇之一。把这首诗放在初唐诗坛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中来分析、来评价,不难看出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可以肯定地说:诗人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盛唐和中唐的现实主义诗篇已相去不远。在那样的时代,作者能写出如此深刻的反映现实社会的佳作,当犹如平地而起的一声惊雷,使得那些仍醉心于宫诗、艳诗的文人为之一震,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写上一笔的。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