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首先从刻画祢衡落笔,写他的性格和悲惨的遭遇。曹操经营天下,显赫一时,而祢衡却视之为蚁类,这就突出地表现了祢衡傲岸的性格。黄祖是才短识浅之徒,他杀了祢衡,正说明他心胸狭隘不能容物,因而得到了恶名。
接着四句,举出祢衡的名作《鹦鹉赋》,极赞他的杰出才华。这样一个才华“超群英”的人,命运却如此之悲惨,令人极为痛惜。于是引出下面四句。诗人对祢衡的遭遇愤然不平,他把黄祖之流比作凶猛的恶鸟,而把祢衡比作孤凄的凤凰。祢衡被残杀使诗人哀伤不已,心中如五岳突起,不能得平。
继愤激之情而来的是无限的哀惋。最后四句,诗人为祢衡的才华不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寡识冒刑而哀伤。结句把兰蕙人格化,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兰蕙也为祢衡痛不欲生了。
诗中刻画人物十分精炼,抓住人物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突出了祢衡孤傲的性格和超人的才华。这两点是祢衡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正是李白所引为同调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黄祖之流比作“鸷鹗”,对凶残的权势者表示强烈的憎恨;把祢衡誉为“孤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而含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魏武帝治理的是整个天下,祢衡却把曹操当做虫蚁一样看待。
黄祖则是一个斗筲的小人,杀掉祢衡遭到千古的骂名。
祢衡曾在吴江即席写作《鹦鹉赋》,落笔便压倒在座的群雄。
字字铿锵如金玉,句句飞动似云龙。
不幸这只孤凤竟死在恶鹰的血爪下,这一千古悲剧使我伤情。
如同五岳在胸中,心中的起伏怎能平?
祢衡才高为什么得不到施展?只因见识短浅而丧失了性命。
就是因为他的孤芳自赏与刚傲,鹦鹉洲上至今不见兰蕙的踪影。
注释
鹦鹉洲:长江中的一个小洲,遗址在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
魏帝:魏武帝曹操。
祢衡:东汉末名士,字正平。《后汉书》有传。
黄祖:刘表部将,任江夏(今武汉武昌)太守。
斗筲人:谓小人。
“吴江”句:指祢衡在黄射大会宾客宴席上作《鹦鹉赋》。
鸷鹗:一种猛禽。喻黄祖。
孤凤:喻祢衡。
千春:语出梁简文帝诗:“千春谁与乐。”
天刑:语出《国语·鲁语》:“纠虔天刑。”
芳洲:语出《楚辞·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首先从刻画祢下落笔,写他的性比和悲惨的遭遇。曹操经营天下,显赫一时,而祢下却视之为蚁类,这就突出地表现了祢下傲岸的性比。黄祖是才短识浅之徒,他杀了祢下,正说明他心胸狭隘作能容物,因而得到了恶名。
接着四句,举出祢下的名作《鹦鹉赋》,极赞他的杰出才华。这样一个才华“超群英”的人,命运却如此之悲惨,令人极为痛惜。于是引出下面四句。诗人对祢下的遭遇愤然作平,他把黄祖之流比作凶猛的恶鸟,而把祢下比作孤凄的凤凰。祢下被残杀使诗人哀伤作已,心中如五岳突起,作能得平。
继愤激之情而来的是无限的哀惋。最后四句,诗人为祢下的才华作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寡识冒刑而哀伤。结句把兰蕙人比化,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兰蕙也为祢下痛作欲生了。
诗中刻画人物十分精炼,抓住人物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突出了祢下孤傲的性比和超人的才华。这两点是祢下的作同凡响之处,也正是李白所引为同调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黄祖之流比作“鸷鹗”,对凶残的权势者表示强烈的憎恨;把祢下誉为“孤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而含蓄。
这是一首咏月词。
开篇“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以问句起。这份奇丽“月上柳梢头”的景象恰是躺柳下“藤床”纳凉仰看天宇者才能产生的幻觉:“翠柳”伸向天空,而“明月”不知不觉便出现了,如同被推上去一样。加之月夜如水一般的凉意,更会引起美妙的幻想,于是纳凉赏月的词人飘飘然“飞入瑶台琼阙”。“雾冷笙箫”以下写词人凭幻想飞入月宫后所闻、所见及所感。这里雾冷风轻,隐隐可闻“笙箫”,和仙子的“环佩”之声,大约她们正随音乐伴奏而飘飘起舞吧。然而“玉锁”当门而“无人掣”,说明月宫清静,不受外界干扰,原本打算寻声暗问的词人不觉感到怅然。回顾天空,是“闲云收尽”,海光与月光交映生辉,炼成一片令人眩惑的景象。
过片:“谁信有药长生?”则针对关于月宫的传说,抒发自己的见解。据说有玉兔捣药,这药可以使人延寿的。然而“长生”的念头,只不过是世俗的妄想。月中,只有“素娥新炼就”的“飞霜凝雪”而已,并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词人看来,人间那些“打碎珊瑚”之类的夸豪斗富之举,远比不上赏玩月中枝叶扶疏的仙桂来得超凡脱俗。“打碎珊瑚”出于《世说新语。汰侈》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这里信手拈来,反衬月中桂树之可爱,自然惬意。作者通过如此清空的笔墨,勾画出一个美丽、纯洁、没有贪欲的境界。这里,他两袖清风,“满身清露,冷浸萧萧发”,感到凡心洗尽,有脱胎换骨之感。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月下的梦,尽管美丽动人,却又无从对证,只能自得于胸怀,不可为俗人说。故结云:“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深沉的感喟和对尘世的深切厌倦见于言外。
这首词写藤床上神游月宫之趣,其间融入了月的传说,其境优美清寂,塑造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似乎有意与充满烽烟势焰的人间对立。故前人或谓其为“不食烟火人语”。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戴复古《木兰花慢》,与其妻所作《祝英台近》背景相似,应为同一婚姻悲剧。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载:“戴石屏先生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夫,仍饯以词云(略)。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谓贤烈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九指出:“《木兰花慢》怀旧词,前阕有‘重来故人不见’云云,与江右女子词‘君若重来,不相忘处’,语意若相酬答,疑即为其妻而作,然不可考矣。”《木兰花慢》“但依然、杨柳小楼东”之句,又与《祝英台近》“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境界十分相似,那么这首词很可能是真正的悼亡之作。且戴词有“十年”之语,亦与其妻之词相吻合。则《木兰花慢》此词,实为复古与妻子诀别十年之后,重来旧地之作。所谓“怀旧”,实为悼亡。
“莺啼啼不尽,任燕语、语难通。”起笔便充满哀伤。又是一年春天,处处莺啼燕语。词人面对大好春光,满腹伤心事,即使让那啼叫不停的莺和燕来诉说,恐怕也无法说尽,更何况人鸟语言不通,它们如何了解词人的伤心怀抱?“这一点闲愁,十年不断,恼乱春风。”十年不断之隐痛,却道为一点闲愁,貌似平易却更见痛之深。恼乱即撩乱,宋人口语。十年以来,每逢春天,这种心情就格外为春风所撩乱。词情遂指向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当时妻子作诀别之词,有“后回君若重来”之句,故下边写出“重来故人不见,但依然、杨柳小楼东”。十年后的这天,词人终于重来旧地,小楼东畔,杨柳依依,仿佛当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的情景,可是早已是物是人非,故人杳不可见矣。“记得同题粉壁,而今壁破无踪。”
犹记得,当日夫妻双双粉壁题诗,而此时,只剩下这破壁颓垣,题的诗已无影无踪。这一句通过今昔对比,即当年夫妻二人风流潇洒的神仙般的生活与此日一人重寻旧地,而另一人早已香销玉损的无限悲凉的鲜明对比,生发出人世无常的深沉感慨。“壁破”二字显示出人物两非的无限哀痛。复古之师陆游,也有相似恨事。陆游与唐婉夫妻恩爱,无奈婆媳不和,二人被迫分开,陆游晚年重游沈园,有“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之句,可与此词歇拍参读。
“兰皋新涨绿溶溶。流恨落花红。”兰皋语出《离骚》“步余马兮兰皋”,指生长芳草的水湾。眼前春水新涨,绿波荡漾,流不尽的落花残红,也带不走词人胸中涌起的旧恨新愁。换头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尤为蕴藉。“念著破春衫,当时送别,灯下裁缝。”戴复古与武宁妻子是重婚,这事情中间可能有些曲折,从《辍耕录》所载“父怒,妻宛曲解释”大约可知。从临别前夕,妻子在灯下连夜为丈夫缝制春衣这一细节,也看得出她对丈夫的原谅,她仍然爱着丈夫。本来已下决心,在戴复古归家之后便从此永诀,但分别时仍忍着诀别的血泪把自己的全部情爱缝进衣服里,此时,这春衣已穿破了。但旧事记忆犹新,也看得出词人对妻子的感激与内疚。但是,重婚毕竟是不能容忍的。
她所选择的路,竟是一死。“相思谩然自苦,算云烟、过眼总成空。”谩通漫,漫然即徒然。妻子一死,人天永隔。相思只是徒然自苦而已。自苦,实为内疚。
想起那两三年的幸福生活,好似过眼烟云,终是一场空。但是“无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落日楚天无际,凭栏目送飞鸿。”词人凭栏远眺,落日之苍茫,楚天之无际,何异心情之苍凉落寞。长空中飞鸿远逝,又何异愁苦之弥漫无极。结句语意略近《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原诗并云:“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妻,古之烈妇也。若结句有取于此,悼亡之意深矣。
此词用绵丽之笔,写哀惋之思,可以称为佳作。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评石屏词曰:“石屏词往往作豪放语,”绵丽是其本色。这首缠绵悱恻的悼亡词正是复古词绵丽本色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