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全诗十六句，分为三层。前六句为第一层，明写美人失宠，为下一层转出恣意淫乐之意作铺垫，实则以美人自况，叹己不遇。开篇对景起兴，突兀而出，“三十六离宫，楼台与天通”，西都有离宫别馆三十六所，楼台林立直逼云端，何等之高又何等之多；并且“阁道步行月”，在横悬于楼阁间的通道上，月儿缓缓移动像是悠闲漫步，是何等奇丽又何等飞动。然而如此富美佳景，只有美人空守楼台!林立高耸的楼台与孤独孑然的美人形成强烈对比，衬出美人的幽独、冷落和空寂。原来是“恩疏宠不及，桃李伤春风”，帝王并不留恋这人间的美人。君恩疏远，宠爱不及，春风不度，桃李失色，不由令人追寻究竟而生出下层。
中间六句为第二层，极写武帝出游回中声势之壮。先以“淫乐意何极”承上，“意何极”犹言何等极意纵情，再以“金舆向回中”启下。回中宫为秦时所建，在今陕西陇县西北。汉武帝元封初至雍，曾开通回中道，后多次游历赏玩。下两句极力状写武帝出游的赫赫声势。“万乘出黄道，千骑扬彩虹”，黄道本指日行之中道，古以日为君象，所以又指天子所行之道。这两句说汉武出游回中，只见御道上车辆万乘，兵马千骑，上有旌旗飘扬，如彩虹垂天。本来有此二句足以称盛，诗人还觉不够酣畅淋漓，又补足两句：“前军细柳北，后骑甘泉东。”这两句说车队兵马前后相续，绵延三百余里。这当然是一种极力夸张，但淋漓尽致地形象化地表现了汉武极意淫乐，构成呼应。
相传汉武游回中，时有歌美其行，道是“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如果真是这样，这一极盛出游的场面还无可厚非，那是向北方的月支、匈奴显示汉家国威，迫慑对方俯首称臣的壮举。然而诗人却不这样认为，而是笔锋一转，进入第三层：“岂问渭川老，宁邀襄野童？”昔周文王出猎之前曾从卜中得知可以获霸王之辅，于是出猎，果然在渭水之上遇太公，时太公垂垂老矣，而文王载与俱归，立为师，周室因此而兴。襄野童典出《庄子·徐无鬼》，大意说黄帝将见至人大隗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黄帝与随行人员都迷了路，问牧马童子，童子不仅知大隗和具茨之山，还告诉黄帝治天下莫过于无为。黄帝称童子为天师而告退。这两句是说，汉武出游回中，岂是像文王那样渭滨求兴霸业之贤辅，或是像黄帝那样襄野问为天下之大道，都不是，而是“但慕瑶池宴，归来乐未穷”，汉武所企慕的只是神仙之道，在神仙所居的瑶池来挥觞宴饮，纵享仙界之乐，归来还沉醉其中余兴不尽。
这首诗借汉武帝讽唐明皇，因此其忧患是深沉的，而全诗的风格却是“悲懽含蓄而不伤，美刺婉曲而不怨”（《诗法家数》）。诗中描写汉武极意淫乐，喜好神仙是极力烘托，反复渲染。先着力写宫馆之众，楼台之高，阁道之壮，佳人之美都管不住汉武，烘托出淫乐之极，后以“万乘”，“前军”两联的工整对仗，渲染出汉武出游的声势之威，好仙之极。这一连串的描写，空间阔大，景象壮观，极力驰骋，意绪骏快。最后笔锋一转，“岂问”两句陵地跌宕，使极力驰骋的思绪猛然一顿，在大起大落之中使其刺时叹己的主题得到了强化的表现，其鲜明如红梅映雪，空谷传音。可以说此诗蕴含深厚，豪中见悲是其最鲜明的特点。而在结构上上下回环，层层相生，语言上华丽缤纷，气势直下；在立意上高古典雅，超迈逸群。
此诗通篇为咏物体，前四句写大雁惊飞，影过皇城，鸣声回荡在长安城上空。言外之意是：不知是否能引起皇宫中统治者的关注？后四句安慰大雁：胡骑尚在，你们到春天时也不要急于北飞，潇湘之地也可以觅食。此诗通篇无一语批评执政者，但在秋天就设想明年春天胡骑还在，则朝廷无力安边之意自明。这是非常含蓄的怨刺方法。
首联想象鸿雁遭射四散的情景。金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这里泛指北方边地。“虏弦开”，是双关挽弓射猎和发动军事骚扰活动。这两句生动地展现出一幅边塞惊雁的活动图景：仲秋塞外，广漠无边，正在云霄展翅翱翔的雁群忽然遭到胡骑的袭射，立时惊飞四散，发出凄厉的哀鸣。“惊飞四散哀”五个字，从情态、动作到声音，写出一时间连续发生的情景，层次分明而又贯串一气，是非常真切凝炼的动态描写。
颔联续写“惊飞四散”的征雁飞经都城长安上空的情景。汉代建章宫有金铜仙人舒掌托承露盘，“仙掌”指此。清凉的月色映照着宫中孤耸的仙掌，这景象已在静谧中显出几分冷寂；在这静寂的画面上又飘过孤雁缥缈的身影，就更显出境界之清寥和雁影之孤孑。失宠者幽居的长门宫，灯光黯淡，本就充满悲愁凄冷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传来几声失群孤雁的哀鸣，就更显出境界的孤寂与雁鸣的悲凉。“孤影过”、“数声来”，一绘影，一写声，都与上联“惊飞四散”相应，写的是失群离散、形单影只之雁。两句在情景的描写、气氛的烘染方面，极细腻而传神。透过这幅清冷孤寂的孤雁南征图，可以隐约感受到那个衰颓时代悲凉的气氛。诗人特意使惊飞四散的征雁出现在长安宫阙的上空，似乎还隐寓着微婉的讽慨。它让人感到，居住在深宫中的皇帝，不但无力、而且也无意拯救流离失所的边地人民。月明灯暗，影孤啼哀，整个境界，正透出一种无言的冷漠。
颈联又由征雁南飞遥想到它们的北归，诗人说：如今胡人的骑兵射手还纷纷布满金河一带地区，明春气候转暖时节，你们又怎能随着和煦的春风一一返回自己的故乡呢？大雁秋来春返，故有“逐春风”而回的设想，但这里的“春风”似乎还兼有某种比兴象征意义。据《资治通鉴》载，回鹘侵扰边地时，唐朝廷“诏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来春驱逐回鹘”。问题是：朝廷上的“春风”究竟能不能将流离异地的征雁吹送回北方呢？大雁还在南征的途中，诗人却已想到它们的北返；正在哀怜它们的惊飞离散，却已想到它们异日的无家可归。这是对流离失所的边地人民无微不至的关切。“须知”、“岂逐”，更像是面对边地流民深情嘱咐的口吻。两句一意贯串，语调轻柔，情致深婉。这种深切的同情，正与上联透露的无言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照。
流离失所、欲归不得的征雁，它们的归宿是：“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潇湘指今湖南中部、南部一带。相传雁飞不过衡阳，所以这里想象它们在潇湘一带停歇下来。菰米，是一种生长在浅水中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果实（嫩茎叫茭白）。莓苔，是一种蔷薇科植物，子红色。这两种东西都是雁的食物。诗人深情地劝慰南飞的征雁：不要厌弃潇湘一带空旷人稀，那里水中泽畔长满了菰米莓苔，尽堪作为食料，不妨暂时安居下来吧。诗人在无可奈何中发出的劝慰与嘱咐，更深一层地表现了对流亡者的深情体贴。由南征而想到北返，这是一层曲折；由北返无家可归想到不如在南方寻找归宿，这又是一层曲折。通过层层曲折转跌，诗人对边地人民的深情系念也就表达得愈加充分和深入。“莫厌”二字，担心南来的征雁也许不习惯潇湘的空旷孤寂，显得蕴藉深厚，体贴备至。
这是一首托物寓慨的诗。通篇采用比兴象征手法，表面上似乎句句写雁，实际上，它句句写时事，句句写人。风格婉曲细腻，清丽含蓄。而这种深婉细腻又与轻快流走的格调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以豪宕俊爽为主要特色的杜牧诗中，是别开生面之作。
文章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死于父亲孙齐之手的原因和改葬过程，严厉谴责了禽兽不如的司法官孙齐，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法律政令的本质。文章于琐屑记载中，刻画了官吏的丑恶灵魂，形象逼真，语言生动。
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先看孙齐的婚姻行为，他是先娶杜氏，留在家乡，而后又假称未婚，骗娶了周氏，去蜀上任。真相大白后，纠纷一场。前车之覆未远，又故恶重演，独自去休宁上任，又纳娼妓陈氏。这些都说明孙齐是个奸诈好色、无信无义之徒。再看孙齐的言论，被骗的周氏不甘心继续保持这种尴尬的婚姻局面，决心与孙齐断绝关系。孙齐急了，说：“我为你赶走元配杜氏”，也不顾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圣人之训，剪断头发发誓。这番“情义”也真打动了周氏。但是后来，这些话也都不算数了。他回家休假，连见见周氏都不提了，还派人偷走了周氏所生的儿子。周氏远去任所找他，他竟是亲手“捽挽置庑下”。捽挽，连拉带拽，可见其凶暴。孙齐还拿出一个假的契约，说：“你不过是个婢佣，怎么敢这样闹！”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作者让人物语言在人物行为的陪衬下，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使读者看到了孙齐阴险奸诈的性格。“虎毒不食子”，言畜类之残暴者也具备亲子间的基本道德。但孙齐则不然，为了怕官府戳穿他诬妻为佣的丑行，竟不惜残忍地杀害了亲生儿子，毁灭证据，保全自己。作者对于杀儿过程中，孙齐及其帮凶陈氏的动作写得十分仔细：“扼其喉”、“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这些行为描写，更加暴露出他们的阴毒残忍。作者让事实来说话，他对人物的臧否，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为刻画出来的。
作者实录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内幕，语虽平钝，但深蕴着批判的锋芒。在周氏几次告状中，孙齐先是能够“赀谢得释”，后来“辨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封建社会里，官吏贪脏枉法，官官相护，老百姓到难以伸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特别指出主人公孙齐“明法”，而其授职亦屡为各州“司法”。“明法”、“司法”而“犯法”，可见官吏的佞巧无信。结尾的议论也深化了主题。作者以对比议论手法一扬一抑，欲擒故纵。先言人区别于禽兽，是为一扬，一纵，既而，又言禽兽不伤亲子，“如齐何议焉？”言外之意，孙齐禽兽不如，是为一抑一擒，鞭辟入里。
这是一篇记实性的叙事散文，它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遭生父庶母残酷杀害的故事。这篇作品很像短篇小说。情节曲折，叙速简洁，在不长的篇幅中把一桩惨案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楚明白。人物鲜明，无论是灭绝人性弃妻杀子狡诈残忍的孙齐，还是始而被骗，继而遭弃，坚持上诉斗争的周氏，都跃然纸上。作者以精炼的笔墨，抓住细节，着力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