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忆念。上片追叙男子与情人初次相见倾心的情景;下片写男子与女子分别的痛苦画面及离恨。
此词上片以极通俗的语言,写极欢乐的爱情。
“记得”二字,直贯而下。“深夜”是相会的时刻;“水堂西面”的“花下”是相会的地方;“画帘垂”照映深夜人静,“携手”句写两情相投。一个“花下”“深夜”的镜头,把词人的思绪,推回到遥远的过去。“水堂”“帘垂”“携手”“相期”,低低切切,耳鬓厮磨,情深爱笃,是十分美好的回忆。过去的欢情写得愈热烈,此时的心情就显得愈凄凉,不言悲而悲转浓,不言愁而愁益深,这就是所谓“以乐景而写悲”的艺术手法。
下片以无限的惆怅,写无限的离恨。
“晓莺”承“花下”;“残月”承“深夜”;“相见更无因”承“携手暗相期”,句句有着落,层层有照应。歇拍三句,有景有情,以情为主。“晓莺残月”状离别的凄清环境。“从此”以下,为别后情状:人各一方,音信断绝,无由相见。
前八句写张稷来访。“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这两句所写未必都是实情,作者这样写是表示落职之后地位的卑下、生活的艰辛,以反衬张徐州来访情谊的珍贵。下面转述孩子的告语。“有客款柴扉”,这客就是张稷。孩子的话是说客人的排场,但不直指客人,而是先讲客人的随从穿戴、乘骑是如何豪华,后讲客人的车盖、符信如何辉煌、炫目,那么客人如何就不言而喻了。“轩盖照墟落”,还有惊动村民的意思,“传瑞生光辉”,也见出村民的羡叹。孩子这样说,符合作者的观感,逼肖其口吻;作者这样写,也避免了面谀,用笔显得委婉。这样铺写朋友车骑盛况,更见得此访非同寻常。
中间八句写闻朋友来访的心情。“疑是徐方牧,既是复疑非。”作者一听说就怀疑是张徐州,转而又觉得好像不是。怀疑是,见出对张稷的信赖,朝中往日友朋当非仅此一人,而在作者看来他是最可相信的。怀疑非,乃炎凉世态造成,下面写到:“思旧昔言有,此道今已微。”作者说:这种情谊以前听说有,现在差不多看不到了。古语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朋友间因地位变化而冷淡的太多了,因此作者怀疑身为徐州刺史的朋友会来看望他。“物情弃疵贱,何独顾衡闱?”作者说:世态皆是这样,而张稷为何还要来看望我这丢官的人呢?上面展示的这些矛盾心情,说明作者受世态刺激太深了,作者越怀疑越说明世风的浇薄;同时作者这样写,实际上也是有意对照两种交态,以赞扬朋友的高谊。作者这样“是耶非耶”地用笔,实在高妙。“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引用范张鸡黍典故。下一句是省略句,“挥”的对象为酒,用陶渊明《还旧居》“一觞聊可挥”。这两句说:遗憾的是未能杀鸡作黍、与朋友把酒欢会。朋友来访他未遇到,感到十分遗憾。这里用典很巧,姓氏正同。把自己与张稷的交谊比作范式、张劭,这是对朋友的赞美,对二人间情意的自重、自珍。
最后四句写对朋友的思念,落实到题目上的“赠”字。“怀情徒草草,泪下空霏霏。”这两句说自己对友人非常想念,但又不能相见,故曰“徒”、“空”。“寄书云间雁,为我西北飞。”徐州在京都的西北方向。这两句说:请天上的大雁为我捎封信给张徐州吧。托雁传书,嘱飞西北,见出情意的殷切,从这两句告语中,分明见有翘首西北的诗人在。这里“寄书”的书,其实就是这首诗。
这是一首赠诗。赠诗一般的写法是正面表达自己的情意,表达对对方的祝愿等意思。而这首诗的写法主要写对方的来访,通过对方不寻常的来访见出深情厚谊,然后以对深情厚谊的感激还报对方,可以说这是以其人之情还报其人。这首诗多叙事,情事写得很具体、生动,告诉友人来访时何以未遇、稚子如何转告、听到这情况时自己的心情,像是絮话一般。这又是书信的写法了,可以说是以诗代书。这两种写法在作者的时代还是少见的,很是新鲜别致。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这是一首描写以煮盐为生的穷灶户的诗。诗的首二句描写灶户居室之陋和夏日煎盐之苦,末二句写与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通过对比,深切地表现了灶户之苦。全诗真切易懂,朴素自然。
首句“白头灶户低草房”,描写劳苦一生的已经白发苍苍的灶户居室之陋;第二句“六月煎盐烈火旁”,描写夏日煎盐之苦,概括了灶户们的无限辛酸,也包括了诗人的无限辛酸。《如皋县志》对灶民的生活有所记载,可以参看。他们的居处是“缚草堤坎,数尺容膝,寒风砭骨,烈日铄肤”;他们夏天煎盐的情况是“暑日流金,海水百沸,煎煮烧灼,垢面变形”。这些记载,可为此诗首两句作注。据吴嘉纪诗最早的刻本(康熙初周亮工所刻赖古堂本),白头句作“场东卑狭海氓房,六月煎盐如在汤”,可以参看。白头句造语更为平易朴实,近乎白描,似胜于原来的场东句。以平易之语,写惊心之情,更能表现吴嘉纪诗的特点。
读完首两句,已可想见灶民之苦。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即不满足于一般的艺术效果,而要求充分的能够震撼人心的效果。三、四两句出人意外:和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人们不一定有煎盐的经验,但在烈日下流汗的经验是有的。两相比照,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灶户之苦,诗人所要求的艺术效果也就达到了。
吴嘉纪写过不少反映灶户和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诗。但一首绝句,只能选取最有特征的断面,写出诗人最深的感受。这首诗只集中在夏日煎盐一点,加以独特的处理,如三、四两句是一般诗人想不到写不出的。这是这首诗的成功处,也是诗人的高明处。
《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