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菊》,作为小说人物诗,是并不弱于《咏菊》的。诗人把菊花作为知己、知音,于是向它提出了郁积于心的许多问题。问菊就是问自己,答案也都包含在问题之中。你那样标高气逸,傲然独立于尘世风霜之中,没人能和你结伴生活。花朵同样俊秀,你不在春天和百花一起东放、争妍斗艳,却到了深秋才东放。一种深沉的寂寞感,孤扯感扑面而来。这就是觉醒之后的黛玉的心理的深切写照。可以说,这首诗倒是更深沉地揭示了诗人的精神世界的,单就律诗的格律而言,这首诗是确有可推敲之处的,有的对仗不够工稳。这和黛玉的“不以词害意“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的诗学见解有关。
在这首诗中,轻俗傲世,花东独迟,道出了林黛玉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品格性情。 “圃露庭霜”就是《葬花吟》中说的“风刀霜剑”。荣府内种种恶浊的现象形成有形无形的刺激,使这个孤弱的少女整天陷于痛苦之中。“鸿归蛩病”映衬出她苦闷彷徨的心情。对黛玉来说,举世可谈者只有宝玉一人,然而碍于“礼教之大防”,几乎没有痛痛快快地畅叙衷曲的时候。“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东为底迟?”这两句脍炙人口的名句,与其说是有趣的讯问,莫如说是愤懑的控拆。全诗除首联之外,颔联、颈联、尾联全为问句,问得巧妙,正如湘云说:“真把个菊花问的无言可对。”林黛玉一再向那寄托在东篱之下的菊花发问,其实是暗喻自己寄人篱下,缺少知音。
小说中李纨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所以林潇湘魁夺菊花诗。其实这种写法本身就另有微言大义,如果按十二首诗作的实际情况,那并非如宝玉所赞同的“极是!极公!”正如后人评点所调侃,宝玉情有所偏,“林妹妹为魁,不是也是,不公也公”。即以黛玉自己的三首诗而言,应该说这首《问菊》要比《咏菊》更真情更自然。
首联即直切“问”字,所谓“讯秋情”即问讯菊花的情怀意向。下面一连几个问句,或切合历史上所形成的菊花之文化品位,或抓住菊花的自然特性,其实都是把菊花当作诗人的一个同类,即将诗人自己的情怀赋予了菊花。所谓问菊,实是自拟。孤标傲世,当然是从陶渊明就给菊花涂染上的文化个性,问“偕谁隐”,答案已经在问句之中,即与菊花相过从的只能是高人隐土。菊花在秋季东放,当然不同于“万紫千红总是春”,问“为底迟”,也就是赞美了菊花不趋时不从众的品性。园圃露水冷清,庭院寒霜凝降,别的花所以不在秋季东放,菊花所以会感到寂寞,但也正因此反衬出菊花的遗世独立。鸿雁在秋天向南飞走,蛩即蟋蟀也即将结束生命,这进一步皴染出菊花的孤高。总之这四个问句,实际上就是以问的形式抒写诗人自己的情怀,也就是对菊花的“移情”故问。最后两句就把这层意思明白点出:不要感叹没有知音,我就是你的好朋友,如果菊花能说话,咱们就好好聊一会吧。但全诗都采用问的口气,一方面与诗的标题紧扣,另一方面使诗有一种含蓄的韵味。
应该说,这首诗十分切合小说中所写黛玉之性格——第五回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作者代拟的这首诗传神地体现了这种特点。同时当然也就关合了黛玉将来“眼泪还债”的寂寞之苦境。
离别是人生总要遭遇的内容,伤离伤别也是人们的普遍情感。江淹的《别赋》择取离别的七种类型摹写离愁别绪,有代表性,并曲折地映射出南北朝时战乱频繁、聚散不定的社会状况。其题材和主旨在六朝抒情小赋中堪称新颖别致。
文章眉目清晰,次序井然。其结构类似议论文,开宗明义,点出题目,列出论点:“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首段总起,泛写人生离别之悲,”黯然销魂“四字为全文抒情定下基调。中间七段分别描摹富贵之别、侠客之别、从军之别、绝国之别、夫妻之别、方外之别、情侣之别,以“别虽一绪,事乃万族”铺陈各种别离的情状,写特定人物同中有异的别离之情。末段则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的打破时空的方法进行概括总结,在以悲为美的艺术境界中,概括出人类别离的共有感情。其结构又似乐曲中的ABA形式,首尾呼应,以突出主旨。
《别赋》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借环境描写和气氛渲染以刻画人的心理感受。作者善于对生活进行观察、概括,提炼,择取不同的场所、时序、景物来烘托、刻画人的情感活动,铺张而不厌其详,夸饰而不失其真,酣畅淋漓,信然能引发共鸣,而领悟”悲“之所以为美。作者对各类特殊的离别情境,根据其各自特点,突出描写某一侧面,表现富有特征的离情。作者力求写出不同离怨的不同特征,不仅事不同,而且情不同,境不同,因而读来不雷同,不重复,各有一种滋味,也有不同启迪。
善于抓住特征,善于选择素材,还必须有相应的语言技巧,方可描写出色。《别赋》的文饰骈俪整饬,但却未流入宫体赋之靡丽,亦不同于汉大赋的堆砌,清新流丽,充满诗情画意。尤其是”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等名句,如溪流山中,着落预判,千古传诵。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