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阕《水龙吟》是容若长调中的佳作。整篇以蔡文姬生平事打底，夹叙夹议。转折起伏间行云流水，笔力不坠，情感真挚，感慨更是惊心。此词又有两种解读：有词家认为是容若在借文姬事咏吴兆骞事。"名士倾城"，名士即指汉槎。"非生非死"句则用吴梅村送汉槎的诗"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毡裘夫妇"是叹吴妻葛氏随戎宁古塔。由此论断此词当作于汉槎自塞外还不久。
苏雪林则认为这仍是容若在借古事咏自身感情的不幸，"恶风吹去。万里他乡"，似是在叹恋人入宫，两人之间如远隔重山。而词意也是在感慨与恋人之间事多坎坷流离，像文姬一样身不由己。
两种说法可结合起来看，人的思路和情绪是共通交融的，也许他的确是在借文姬图咏吴汉槎的遭遇，然而由此牵引了情绪联想到自身事，笔下有所流露亦是合情合理。
容若用极洗练的话道尽了文姬一生坎坷。一路读下来，文姬的身世和容若的感慨相互交融，词脉清晰，情感丰盈。首先是蔡邕之死。东汉末，大将军何进被宦官十常侍杀后，董卓进军洛阳尽诛十常侍，把持朝政，董卓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刻意笼络名满京华的蔡邕，将他一日连升三级，三日周历三台，拜中郎将，后来甚至还封他为高阳侯。董卓在朝中倒行逆施，引起各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对，董卓火烧洛阳，迁都长安，董卓被吕布所杀。蔡邕也被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请求黥首刖足，以完成《汉史》，士大夫也多矜惜而救他，马日碑更说："伯喈旷世逸才，诛之乃失人望乎？"但终免不了一死。：在相传蔡邕曾盛赞今绍兴西南柯亭的良竹。"此地之竹制笛，奇声响绝。"柯亭响绝，是说蔡邕已死。。
董卓死后，军阀混战的局面终于形成。羌胡番兵乘机掠掳中原一带，文姬与许多被掳来的妇女，一齐被带到南匈奴。正是所谓的恶风吹去。
"万里他乡，非生非死。"容若也算文姬知音了。当初细君与解忧嫁给乌孙国王，王昭君嫁给呼韩邪，总算是风风光光的占尽了身份，远适异域，依然要产生出无限的凄凉，何况被掳掠的蔡文姬！她从一个名门闺秀，沦落到饱受番兵凌辱和鞭笞的落难女，一步一步走向渺茫不可知的未来，心境的落差是可想而知的。这年她二十三岁，初嫁卫仲道，夫亡无子，归母家。为乱军所掳，流落匈奴十二年。后人怜她际遇，绘文姬图，仿佛窥见她在匈奴时苦况，也不过是隔靴挠痒。这十二年，虽然她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也为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婚姻不算困苦，并且以她的聪明也很快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甚至学会了吹奏民族乐器"胡笳"想来文化的沟通上也不艰涩，但是文姬自幼受汉文化熏陶长大，自有坚持。何况古时交通交流一概闭塞，一个女子流落域外始终是此身良苦。若非实在难以割舍，文姬也不会选择抛下两个儿子回到中原。
文姬自幼精通音律，某夜蔡邕弹琴，弦绝。文姬侧耳听之："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又对曰："第四弦"。并不差谬。光阴闪烁。很多事在少年时不觉得怎样，人越大，少时之事越翻覆如尘，如花刺细微刺心。此时，黄昏的塞外，戈壁滩上落日如血，就是有高山流水的雅才又怎样呢，面对着黄沙白草，用卷叶吹起的曲子叫"平生恨"。
名士倾城，一般易到伤心处，是高傲语，又是冷落失意之言。孑然抛却了自鸣得意。怪人间厚福，天公尽付，痴儿呆女。更是沉痛。人复杂，世情更如藤蔓纠结不清，不会按照预想的方向行进，沁入血骨的是绝色聪明人才能生出的无奈和感慨。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免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水”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生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水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水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水”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水”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水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容易是果，在后，且“容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帆”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容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水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水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水，不似别情深”；或以水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水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水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水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容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容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生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浓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生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水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水，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容打磨。
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