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瑞香花埋怨曹子方误将丁香花名己,而感到委屈,下笔奇兀,引人入胜:“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珍贵的瑞香花被说成寻常的“紫丁香”,不仅抱怨甚至哭泣,可见事关重大,这就暗喻出瑞香花的不同凡响。“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凭。”词人自己也站出来为珍贵的瑞香花鸣不平,甚至直批友人的错误。这是延续了司马相如错把芦橘产生在陕西的谬误。文字全用议论,但却带着袒护瑞香花的浓厚情感写出,诚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所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于是,理念浸透了审美情感,令人毫不感到枯燥乏味,反觉自然流转,淡中有味。
下片反转为友人辩护,章法变新,相反相成,顿成奇趣:“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裱。怕见此花撩动。”接着,词人又为友人解围,替他寻找一时误解的原因。全词自批自答,既指出了曹子方的错误,又为之打出圆场,表现了词人与曹子方的友谊深厚,亲密无间。
此词在颂扬瑞香花之珍贵,却从友人曹子方误称其“紫丁香”写起,从侧面落笔,效果尤见显著。全词直抒胸臆,平易真切,笔法跌宕,体物寄意,可谓素描本色。
登览怀古之作,往往以历史的变迁寄寓对国事的感慨,借古讽今,以雄深跌宕为胜。对于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语的倾诉,以诚挚深切为高。要将这两种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兼有雄深与温婉。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妙境,而本词显然达到了这一境界。此词分以下几个方面下笔:建康的地理形势、眼前的败落景象,并用东晋名相谢安的遭遇自喻,表达词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闷,最后用长江风浪险恶,暗指南宋的危局。
开头三句,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内心感情基调。然后再围绕主题,一层一曲地舒展开来。“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是说词人登上高楼,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闲愁”,是作者故作轻松之笔,其实是作者关心国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终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忧愁。
四、五两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吊古伤今”落到实处。“虎踞龙蟠何处是”?问话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凉。据《金陵图经》记载:“石头城在建康府上元县西五里。诸葛亮谓吴大帝曰:‘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正因为如此,建康曾经成为六朝的国都。但在辛弃疾看来,此时却徒留空名,和一片败亡的气息。这里暗中,谴责南宋朝廷不利用建康的有利地形抗击金兵、收复中原饱含感情的问答异常生动地勾画出词人大声疾呼、痛苦欲绝、气愤填膺的形象。“千亡满目”,“千亡”是偏义词,侧重于“亡”字。
“柳外斜阳”五句,是建康眼前的景象,把“千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同时词人独选此景,也正是意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构思而言,上片三个层次,采用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笔法,衔接极为严密。而各个层次,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强化主题。
上片十句侧重于吊古伤今。下片十句则侧重于表现词人志不得神、无法实现抗金国收河山壮志的愁苦,及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下片亦分三个层次,前五句为一个层次,是曲笔。次三句为一个层次,是直抒胸臆。最后两句为一个层次,是比喻。各层次的笔法虽不相同,但能相辅相成,浑然符契。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安石)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晋孝武帝司马曜执政,谢安出任宰相,后来受谗被疏远。
“泪落哀筝曲”,是写谢安被疏远后,孝武帝有次设宴款待大将桓伊,谢安在座。桓伊擅长弹筝,谢安为孝武帝弹一曲《怨诗》,借以表白谢安对皇帝的忠心,和忠而见疑的委屈,声节慷慨,谢安深受感动,泪下沾襟。孝武帝亦颇有愧色。词人在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儿辈”两句,写谢安出任宰相未被疏前,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领兵八万,在淝水大败前秦苻坚九十万大军的事。当捷报传到健康,谢安正在和别人下棋。谢安了无喜色,仍下棋如故。别人问谢安战况时,谢安才漫不经心的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这段历史,本来说明谢安主持国事,沉着与矜持。可是,辛弃疾改变了它的原意,把词意变成:建立功名的事,让给小儿辈干吧,我只须整天下棋消磨岁月!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词人壮志未酬、虚度年华的愁苦,同时也给予议和派以极大的讽刺。
辛弃疾为词气魄不亚于东坡,但这里却屡用喻指,语含讥讽,可见长期的压抑使之极度愤懑,而面对现实除了无奈更别无他法。
“宝镜”三句,笔锋又双从历史转到现实,词人用寻觅不到“宝镜”、夜幕降临、无人劝酒,暗喻壮志忠心不为人知、知音难觅的苦闷。“宝镜”,唐李濬《松窗杂录》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得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宝镜落水,后遂不能再得。这里借用此典,意在说明自己的报国忠心保国之才无人鉴察。刘熙载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艺概·词曲概》)的确,“宝镜”三句,感情基调虽然悲愤沉郁,但词句却含蓄蕴藉,优美动人。
最后两句,境界幽远,寓意颇深。它写词人眺望江面,看到狂风怒号,便预感到风势将会愈来愈大,可能明朝长江卷起的巨浪,会把岸上的房屋推翻。这两句不仅写出江上波涛的险恶,也暗示对时局险恶的忧虑。
“吊古”之作,大都抒发感慨或鸣不平。辛弃疾写得尤其成功,感人至深。《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即说明辛词此类作品的豪放风格。
《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