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男女欢爱的词,写的是一个繁花盛开、月光淡淡的夜晚,一个少女与情人幽会的情形。
上句以夜景铺垫,黯淡的月,迷离的雾,给半夜悄然赴约,生怕被人发觉的女主人公一点方便,暗影中的明艳花朵象征着偷偷幽会的少女的娇媚和青春。女子呼男子为“郎”,说明她的心已然相许了。如今主动前去践约,恐怕曾经多次犹豫才有今天的决心的。
下片写幽会的中心,更加精彩:“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女子走到践约之处——画堂西畔,一眼瞥见等待她的情郎,便扑过去,紧相偎倚,身子微颤着,好一会儿享受着难得的欢乐。词人用了一个“一向”,一个“颤”,描摹女子的情态,可谓大胆的暴露,狎昵的极度。
末二句描摹女子的言语,更是写实之笔:“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越礼偷情,幽会不易,感郎挚爱,今来就郎。“任你恣意爱怜吧,我只珍惜这幸福的一刻!”女子如此毫无忌讳地吐露爱情,真令男子销魂无限。只有后主之情和他的笔,才会把本人的风流韵事传写得如此淋漓尽致。
从这首词看,李煜是如何擅长写人物。他以白描手法,认真细致地描摹人物的行动、情态和语言,毫无雕饰和做作。只凭画面和形象,便做成了艺术品。不过如此狎昵的猥褒的内容,不足为法。和古代《诗经》、《汉乐府》五代诗词向等描摹妇女的热烈坦率的爱情、反叛坚定的性格的那些名著,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李煜的这首词,极俚,极真,也极动人,用浅显的语言呈现出深远的意境,虽无意于感人,而能动人情思,达到了王国维所说“专作情语而绝妙”的境地。
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
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