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周邦彦为北宋末期词学大家。由于他深通音律，创制慢词很多，无论写景抒情，都能刻画入微，形容尽致。章法变化多端，疏密相间，笔力奇横。王国维推尊为词中老杜，确非溢美之词。兹分析一下他的《满庭芳》一首词，即可见一斑：

　　周邦彦于公元1093年（哲宗元祐八年）任溧水（今江苏溧水县）令，时年三十七岁。无想山在溧水县南十八里，山上无想寺（一名禅寂院）中有韩熙载读书堂。韩曾有赠寺僧诗云：“无想景幽远，山屏四面开。凭师领鹤去，待我桂冠来。药为依时采，松宜绕舍栽。林泉自多兴，不是效刘雷。”由此可见无想山之幽僻。郑文焯以为无想山乃邦彦所名，非是。

　　上片写足江南初夏景色，极其细密；下片即景抒情，曲折回环，章法完全从柳词化出。“风老”三句，是说莺雏已经长成，梅子亦均结实。杜牧有“风蒲燕雏老”之句，杜甫有“红绽雨肥梅”之句，皆含风雨滋长万物之意。两句对仗工整，老字、肥字皆以形容词作动词用，极其生动。时值中午，阳光直射，树荫亭亭如幄，正如刘禹锡所云：“日午树荫正，独吟池上亭。”“圆”字绘出绿树葱茏的形象。此词正是作者在无想山写所闻所见的景物之美。

　　“地卑”两句承上而来，写溧水地低而近山的特殊环境，雨多树密，此时又正值黄梅季节，所谓“梅子黄时雨”，使得处处湿重而衣物潮润，炉香熏衣，需时较久，“费”字道出衣服之润湿，则地卑久雨的景象不言自明，湿越重，衣越润，费炉烟愈多，一“费”字既具体又概括，形象袅袅，精炼异常。

　　“人静”句据陈元龙注云：“杜甫诗‘人静乌鸢乐’。”今本杜集无此语。正因为空山人寂，所以才能领略乌鸢逍遥情态。“自”字极灵动传神，画出鸟儿之无拘无束，令人生羡，但也反映出自己的心情苦闷。周词《琐窗寒》云：“想东园桃李自春”，用“自”字同样有无穷韵味。“小桥”句仍写静境，水色澄清，水声溅溅，说明雨多，这又与上文“地卑”、“衣润”等相互关联。邦彦治溧水时有新绿池、姑射亭、待月轩、萧闲堂诸名胜。

　　“凭栏久”承上，意谓上述景物，均是凭栏眺望时所见。词意至此，进一步联系到自身。“黄芦苦竹”，用白居易《琵琶行》中“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之句，点出自己的处境与被贬谪的白居易相类。“疑”字别本作“拟”，当以“疑”字为胜。

　　换头“年年”，为句中韵。《乐府指迷》云：“词中多有句中韵，人多不晓，不惟读之可听，而歌时最要叶韵应拍，不可以为闲字而不押，……又如《满庭芳》过处‘年年，如社燕’，‘年’字是韵，不可不察也。”三句自叹身世，曲折道来。作者在此以社燕自比，社燕每年春社时来，秋社时去，从漠北瀚海飘流来此，于人家屋椽之间暂时栖身，这里暗示出他宦情如逆旅的心情。

　　“且莫思”两句，劝人一齐放下，开怀行乐，词意从杜甫诗“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尊前有限杯”中化出。“憔悴”两句，又作一转，飘泊不定的江南倦客，虽然强抑悲怀，不思种种烦恼的身外事，但盛宴当前，丝竹纷陈，又令人难以为情而徒增伤感，这种深刻而沉痛的拙笔、重笔、大笔，正是周词的特色。

　　“歌筵畔”句再转作收。“容我醉时眠”，用陶潜语：“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南史·陶潜传》）李白亦有“我醉欲眠卿且去”之句，这里用其意而又有所不同，歌筵弦管，客之所乐，而醉眠忘忧，为己之所欲，两者尽可各择所好。“容我”两字，极其婉转，暗示作者愁思无已，惟有借醉眠以了之。

　　周邦彦自公元1087年（元祐二年）离开汴京，先后流宦于庐州、荆南、溧水等僻远之地，故多自伤身世之叹，这种思想在此词中也有所反映。但此词的特色是蕴藉含蓄，词人的内心活动亦多隐约不露。例如上片细写静景，说明作者对四周景物的感受细微，又似极其客观，纯属欣赏；但“凭栏久”三句，以贬居江州的白居易自比，则其内心之矛盾苦痛，亦可概见。不过其表现方式却是与《琵琶行》不同。陈廷焯说：“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白雨斋词话》）说明两者风格之不同。下片笔锋一转再转，曲折传出作者流宦他乡的苦况，他自比暂寄修椽的社燕，又想借酒忘愁而苦于不能，但终于只能以醉眠求得内心短暂的宁静。《蓼园词选》指出：“‘且莫思’至句末，写其心之难遣也，末句妙于语言。”这“妙于语言”亦指含蓄而言。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这话是对的。即如这首词就用了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诸人的诗，而结合真景真情，炼字琢句，运化无痕，气脉不断，实为难能可贵的佳作。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读山海经》是陶渊明隐居时所写13首组诗的第一首。诗的前6句向人们描述：初夏之际，草木茂盛，鸟托身丛林而自有其乐，诗人寓居在绿树环绕的草庐，也自寻其趣，耕作之余悠闲地读起书来。情调显得是那样的安雅清闲，自然平和，体现出世间万物、包括诗人自身各得其所之妙。

　　接下来描写读书处所的环境。诗人居住在幽深僻远的村巷，与外界不相往来，即使是前来探访的老朋友，也只好驾车掉转而去。他独自高兴地酌酒而饮，采摘园中的蔬菜而食。没有了人世间的喧闹和干扰，是多么的自在与自得啊！初夏的阵阵和风伴着一场小雨从东而至，更使诗人享受到自然的清新与惬意。

　　诗的最后4句概述读书活动，抒发读书所感。诗人在如此清幽绝俗的草庐之中，一边泛读“周王传”，一边流览《山海经图》。“周王传”即《穆天子传》，记叙周穆王驾八骏游四海的神话故事；《山海经图》是依据《山海经》中的传说绘制的图。从这里的“泛览”、“流观”的读书方式可以看出，陶渊明并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只是把读书作为隐居的一种乐趣，一种精神寄托。所以诗人最后说，在低首抬头读书的顷刻之间，就能凭借着两本书纵览宇宙的种种奥妙，这难道还不快乐吗？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

　　本诗抒发了一个自然崇尚者回归田园的绿色胸怀，诗人在物我交融的乡居体验中，以纯朴真诚的笔触，讴歌了宇宙间博大的人生乐趣，体现了诗人高远旷达的生命境界。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群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诗人起笔以村居实景速写了一幅恬静和谐而充满生机的画面：屋前屋后的大树上冉冉披散着层层茂密的枝叶，把茅屋掩映在一派绿色中，满地的凄凄绿草蓬勃竞长，树绿与草绿相接，平和而充满生机，尽情的展现着大自然的和谐与幽静。绿色的上空鸟巢与绿色掩映的地上茅屋呼应，众多的鸟儿们环绕着可爱的小窝歌唱着飞来飞去，重重树帘笼罩的茅屋或隐或现，诗人踏着绿草，徜徉在绿海中，飘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任性自得中感悟着生命的真谛。这是互感欣慰的自然生存形态，是万物通灵的生命境界，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四月天耕种基本结束，乘农闲之余，诗人偷闲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衣食是生命必备的物质需求，诗人自耕自足，没有后顾之忧，无须摧眉折腰事权贵，换取五斗粮，在精神上得到自由的同时，诗人也有暇余在书本中吮吸无尽的精神食粮，生活充实而自得，无虑而适意，这样的生活不只是舒畅愉悦，而且逍遥美妙。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身居偏僻陋巷，华贵的大车一般不会进来，偶尔也有些老朋友来这里享受清幽。“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根据下文的语境应分两句解，上一句是说身居偏僻陋巷隔断了与仕宦贵人的往来。下一句中的“颇回”不是说因深巷路窄而回车拐走，而是说设法拐进来的意思，根据本文语境“颇回”在这里应当是“招致”的意思。老朋友不畏偏远而来，主人很是高兴，拿出亲自酿制的酒，亲自种的菜款待朋友，这里除了表示对朋友的热情外，同时含有诗人由曾经的士大夫转为躬耕农夫自得的欣慰。这是诗人对劳动者与众不同的观念突破，诗人抛弃做官，顺着自己“爱丘山”的天性做了农夫，在世俗意识中人们是持否定与非议的。诗人却以“羁鸟恋旧林”世俗超越回归了田园，是任性自得的选择，且自耕自足衣食无忧，是值得赞美的事。这里凸显诗人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果实招待朋友，不但欣慰自豪，而且在感情上更显得厚重与真挚。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这里一语双关，既写了环境的滋润和美，又有好风吹来好友，好友如好雨一样滋润着诗人心田的寓意。“泛览周王书，流观山海图”，这里“泛览”“流观”写的非常随心所欲，好像是在轻松愉悦地看戏取乐一样。诗人与朋友在细雨蒙蒙，微风轻拂中饮酒作乐，谈古论今，引发了诗人对闲余浏览《山海经》《穆天子传》的一些感想，诗人欣慰地对朋友说：他不仅是在皈依自然中觅到了乐趣，还在《六经》以外的《山海经》与《穆天子传》的传说中领略了古往今来的奇异风物，诗人的人生境界不但在现实中得到拔高，而且还在历史的时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升华，这俯仰间的人生收获，真使人欢欣无比！

　　与诗人生命交融一体的不仅是草木飞鸟，还有共享良辰美景的朋友，诗人体验到不仅是融入自然的怡然兴致，还有书中带来的时间长河中积淀的风物赏识，这样的人生快乐，在昏昏然的官场上是无法得到的。诗人在与天地与古今与人与物的交融中，合奏出宇宙运行中至高至美的欢乐篇章。

　　此诗貌似信手拈来的生活实况，其实质寓意深远，诗人胸中流出的是一首囊括宇宙境界的生命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