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作于刘长卿旅居扬州之时。安史之乱爆发后，刘长卿长期居住的洛阳落入乱军之手，诗人被迫流亡到江苏扬州一带，秋日登高，来到吴公台，写下这首吊古之作。

　　这是一首咏怀古迹的吊古诗。首联是写因观南朝古迹吴公台而发感慨，即景生情。第二联一写近景，一写远景，第三联以夕阳衬旧垒，以寒磬衬空林，旧日辉煌的场所如今是衰草寒烟，十分凄凉。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诗人登上南朝旧垒吴公台。台上的寺庙已经荒凉，人踪稀少；远望山峦，皆在云罩雾缭之中。傍晚的太阳沿着旧日的堡垒缓缓下落，寺院中传出的钟磬之声慢慢向空林中扩散。秋风四起，这钟磬之声也似带有一种寒意。南朝故迹尚存，人去台空，只有长江之水，在秋日的夕阳中独自流淌。末联写江山依旧，人物不同。最后两句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气韵。

　　此诗将凭吊古迹和写景思乡融为一体。对古今兴废的咏叹苍凉深邃。全诗写“远眺”，而主导情绪则是“悲秋”。通过对深秋景象的描绘，熔铸了诗人对人生、社会、时代的凄凉感受。此诗文笔简淡，意境深远，乃“五言长城”的上乘之作。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时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三国鼎立你建立了盖世功绩，创八阵图你成就了永久声名。

　　这两句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的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说，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使他声名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练的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这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做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这首《夜平乐》写春日离情。上中下三叠，上叠写大自然绚丽的美好春光，意象错杂叠呈，色彩斑斓；中叠写春光中嬉戏的美丽少女，生命活力和自然景色相契如一；末叠情感陡然直下，直抒漂泊生涯中孤寂的情怀。

　　首韵三句中，展开广阔的视野，先以“艳阳天气”概写时序，又以“烟细风暖”渲染弥漫于空间的和煦春意，再以“芳郊澄朗”给广袤原野涂上春色，“闲凝伫”三字既写词人自身在春日郊野中的情态，又点明此叠所绘春景都是“凝伫”中之所见，从而增加了所绘景色与人的亲和力。次韵以“渐”字领起两个四字写景短句，描述春日的“亭台”、“佳树”。亭台本是没有生机之物，它不会随着节序的变化而变化，词人缀以“妆点”二字，让大自然的变化为亭台铺设美好的环境，装扮了亭台，使亭台随之也面貌焕然一新了。佳树是有生机之物，它随着节序的变化而变化，此刻，它柔枝渐伸，嫩叶舒展，词人以“参差”二字修饰，再恰当不过了。领字“渐”使春日的亭台、佳树处于正在变化而益发悦目的状态下， 使词人笔下的春景更为鲜活生动。这个“渐”字与《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里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渐”字，正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韵四句承前韵之“佳树”，细写其中的“垂杨”、“浅桃”、“桃李”。以“垂”状写杨柳袅娜之形，以“绿映”状写杨柳清嫩欲滴之色；以“夭夭”状写桃李娇美的情态；以“嫩红无数”涂染桃李以娇艳的颜色，又与垂杨之绿相衬相映。在这一韵中，词人绘制了一幅色彩鲜明耀眼的绿树繁花图。末韵八字仍承“佳树”，以前韵三句描绘的画面为背景，再以工笔细绘佳树间的“绮燕”与“流莺”。“绮”本是花纹倾斜的丝织物，词中借用来状燕子展翅斜飞的体态，新颖别致又十分传神。以“流”字修饰莺，则是表现黄莺轻盈流动的舞姿和谐婉流啭的鸣声。“绮燕流莺”四字前的“度”字绘出了莺燕穿飞于垂杨桃李间的情状，而之后的“斗双语”三字，更以拟人手法赋莺燕以灵性，让它们双双地相对召唤。而且它们的双双斗语，又为后叠词人自身愁情的引发埋设了伏笔。

　　词至此，词人已展现了春回大地，生机无限的“艳阳天气”。继而中叠以上叠之艳阳美景为背景，描绘这个背景中活动着的一群游春少女。

　　“翠娥”二字为此叠开端。以局部代整体是人们习惯用的修辞手法，柳永单单择取翠墨色的长眉写少女的美貌，给人以清纯秀丽之感。“翠娥南陌簇簇”，“簇簇”二字既写其人数之众多，更写其气氛之热烈，“南陌”二字尽管是写地点，但夹在 “翠娥”与“簇簇”之间，就画出了少女们的行动路线，以及少女们远远而来愈走愈近的效果，使整个画面有了动感，立即活了起来。接下来，“蹑影红阴”二句写少女们在“嫩红无数”的桃李树下轻松徐缓地移动着脚步，那份自在已在其中，但“娇步”二字稍觉俗腻。她们越走越近了，词人不仅已经看清了她们的“韶容”和“抬粉面”的动态，还体味到这“韶容”竟引得“花光相妒”。此处词人再用拟人手法，以桃李之妒写少女之美。这些少女们自然也看到了观赏春色的游人，所以不免有些娇羞之态：“绛绡袖举。云鬟风颤，半遮檀口含羞，背人偷顾。”词人以四个参差交错的句子来描绘她们的表情与动作，“绛绡袖举”是“半遮檀口”的动作，“云鬟风颤”是“背人”又“偷顾”的结果，这四句语序别致，动作表情中又含心理描写，但写的有些矫情作态，不及“翠娥南陌”的清纯、“蹑影红阴”的绚烂，与后句斗草嬉戏埘的天真本色也有些失谐。此叠未句写少女们“斗草”之戏，前缀以一个“竞”字，写出了游戏激烈竞争的场面，后缀以动作描写，把少女们拔下金钗为争胜赌注的热闹场面表现了出来。这里不可忽略了“笑争赌”的这一个“笑”字，虽只一字，然力重千钧。“笑争赌”既是场景描写，更是性格化的描绘，完全再现了女孩子们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活泼欢快；如无这一个“笑”字，就成了一群莽汉斗草，完全失却了女孩子可爱的本色，更有什么美感可言。

　　至此，词人以一叠文字绘制了一幅富有情趣与生机的少女游春图。

　　词至未叠，首句“对此嘉景”四字，结上启下，以“嘉景”二字总括以上两叠的内容，以“对此”二字点明如上“嘉景”既是自己所亲临目见，更是引发自身情愫的触媒。二、三两句“顿觉消凝“与“着成愁绪”之间有一个情感转换变化的过程。词人陶醉于嘉景之中，霎时间形消神凝，竟忘掉了自身的存在；但陶醉毕竟是短暂的，他旋即回到了现实，“嘉景”中的艳阳春色、双双莺燕、娇美女娃反惹出自己满怀的愁绪。

　　以下连用四个领字句。以“念”、“忍”、“空”、“叹”四个强化感情的领字，引领出四个层次，层层铺衍自己的愁绪。词人由眼前嘉景特别是其中的少女，“念”及自己那曾经“解佩”相赠的恋人，她那轻盈的身影如今不在词人身边。“嘉景”、“良时”，双双莺燕度柳穿花，正应双双情侣共度，而今词人却独自一人，自是辜负了良时美景，辜负了心上之人。词人不忍辜负，但又不得不忍心辜负。一个“忍”字领起“良时孤负少年等闲度”，写尽了词人内心的苦痛与失衡。词人不禁极目远望并回首前尘，但看到的却是令人心伤的“斜阳暮”，伊人不见，前尘不再，遥想与回首也是徒然，这就是“空”字的分量。最后词人只得哀叹自己如浪中之萍、风中之梗的身世处境，前途渺茫。一个“叹”字，使词人那深沉的叹息声如在耳边。末叠最后的四个领字句，每句为一韵，一层比一层深地叙写一位多情游子内心无可疗治的伤痛与无奈，显示了柳永擅用领字抒发情感的长处，十分真实地向世人剖露了他内心的一切。

　　全词三叠，纵向看，依序写来，由客观之景而及景中之人，由景中之人而及景外之己，环环相扣，逐叠深化，纹丝不乱，富有层次感；横向看，三叠分别写景、绘人、抒己，又形成三足对峙的形势，均衡完整，相依相辅，缺一不可。由此词可见柳永长调慢词结构布局之精妙。

　　这又是一首抒写离愁别绪的词作。“烟暖雨初收，落尽繁花小院幽”，首句描写了刚下过雨后的小院情景。风雨初晴，小院中落花满地，显得十分幽静。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在这种幽静的意境中，可以看到分别在即的两人相对无语泪满眶的景象。

　　“摘得一双红豆子，低头，说著分摘泪暗流”，爱人采下两颗红豆，低头和词人说着分别的话语，说着说着，不禁泪流满面。“红豆”，古人常用其象征爱情或相思，唐代诗人王维就曾以红豆为意象，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石尤”是纳兰引用到的典故。纳兰用到这个典故，是说女主人公希望能够效仿石尤氏，化作大风阻止爱人远行。但是天不遂人愿，女主人公的愿望终究破灭，爱人最终乘船离去，分开的两人只能独自品尝自己的忧愁。

　　全词的上片追忆往昔，下片则描写别后幽情。“人去似春休，卮酒曾将酹石尤”，爱人离开之后，好像连春天也被他带走了，以酒践行时甚至祈祷船在行驶时能够遇上顶头风。

　　淡淡的白描，平实如话，真实地传递出女主人公在爱人即将远行时内心中所表露出的愁苦之情，读后别有一番韵昧。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