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新年来临,思乡的心情格外迫切,想到自己漂泊在外不禁潸然落泪。
年老了反而被贬谪他处居于人下,连春天也脚步匆匆走在我的前头。
在岭南早晚只能与猿猴相依作伴,或与江边杨柳共同领受风烟侵吹。
我已和被贬为长沙太傅的贾谊同遭遇,不知今后还要几年才能还乡?
注释
天畔:天边,指潘州南巴,即今广东茂名。
潸然:流泪的样子。
居人下:指官人,处于人家下面。
客:诗人自指。
岭:指五岭。作者时贬潘州南巴,过此岭。
长沙傅:指贾谊。曾受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这里借以自喻。
这首诗是作者被贬为南巴尉后新年抒怀之作。公元758年(唐肃宗至德三年)春天,作者由苏州长洲尉被贬潘州(今广东茂名市)南巴尉。这首诗是迁至潘州次年,即乾元二年(759年)后所作。
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
开头三句,首先展开了一幅秋天雨后的荒园图。“律残无射”,点明时值九月,此时的荒园秋风萧瑟,秋雨无情,百花为之凋零,荒园杂草丛生。全词以此开端,既深曲委婉地透露了词人悲凉凄苦的情怀,又使人自然联想到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像凛冽的秋风袭向词人的心头。这几句,不仅交代了花的生活环境,也为全词定下了凄清的基调。接下来,轻轻一转,“疏篱下”写初开菊花的鲜嫩可爱。这和“雨后荒园”的环境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花能保”,除了流露出花不逢时尚能自保的欣慰外,更隐含着岁月无情的担忧。细细品味,作者正是借花写人,表达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洁身自保的追求和形势逼人的忧虑。接下来“盈把”二句,由菊花而想到一生爱菊的陶渊明和屈原,陶渊明、屈原生活的年代去词人已远,可是他们与词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没有屈从于严酷形势的压力,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抗险恶的现实,为后世留下了千古英名。上片最后三句忽又一收,由怀古自勉回到凄冷的现实之中,惜花以自惜,哀婉生不逢时。
下片由花写到人,词人首先哀叹岁月匆匆,少年书生已成白发衰翁。往事如烟,功名未就,自然引起对已逝岁月的追怀。以下几句便以无限怅惘的心情追怀畴昔,通过极朴实的语言,表达了词人难以言传的苦衷,使人觉得凄婉悲怆。“飒飒凉风吹汝急”包含着对世事变迁的慨叹、时不我待的哀婉、怜花惜人的深情。全词至此,菊花的高洁品性与词人的精神追求,菊花的零落憔悴与词人的身世之慨已完全融为一体。“谩临风、三嗅绕芳丛,歌还泣”,写得缠绵幽深。词人徘徊于花丛之中,顾花怀人,一种无可奈何的忧伤之情表露无遗。“歌还泣”更是悲不堪言,正是情动于心发之于外,长歌当哭,更觉余情不尽。
通观全篇,以花写人,借物言情,花与人浑然一体,无法辨认,也无须辨认。全词写得含蓄蕴藉,一往情深。
这首诗写心与身、身心与天地关系,表明“心地无私天地宽”的深刻哲理。
诗人首先指出心安的重要,“心安身自安”。心境的平静可以使身体也安静,“身自安”的“自”字,充分表现了心安对身安的必然关系。继而说“身安室自宽”,身安了居室自然觉得宽敞。最后总括言之“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身心俱安,则外物、外力都无法干扰了。心主宰着人的思想行为,唐代诗人李颀说“心轻万事如鸿毛”(《送陈章甫》)陶渊明更有具体描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首先求得思想上的安定,那就不会为世事的纷扰而苦恼,条件的局促而烦忧。
诗的后四句,进而就身与室的关系上讲,一身怎么能说小呢,它安之如泰山;一室怎么能说小呢,它宽如天地间。其中寓含着“谁谓一心小,宇宙可包含”。只有心安了,才会产生不觉室小,不感有碍的效果。
邵雍是北宋理学家,他主张“非唯知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伊川击壤集》)认为“自乐”,才能获得外物的快乐。他在临终的那一年,仍抱定着这一宗旨:“六十有七岁,生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万物备全身。天外更无乐,胸中别有春。”(《自贻吟》)万物皆备于我,是唯心主义的。而从人的思想观点、品德情操的角度说,先要有个正确的观点,然后才能识别和对付各种外来侵袭,也就是“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的道理,却是可取的。
全诗语言质朴、直白,第一二两句以两个“自”字表明心与身的关系,第三句总绾七两句,第四句予以衍伸。第五、第七同以“谁谓”、“小”相比照,句式全同,而第六、第八则变化句式,显得整齐中有参差。诗意步步深入,环环紧扣,颇为精巧。
《相逢行》一作《相逢狭路间行》,乐府《清调曲》名。也作《长安有狭邪行》。《乐府解题》谓这一曲辞的内容主要写当时富贵人家的奢华排场,含有宣扬之意。第一首诗题下注云:“一云有赠。”有人认为此诗为李白失意于君,托男女以致辞。第二首诗用大写意的旷放手法,勾勒出一种昂扬积极的人格理想。
人们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相逢总是免不了的。但是相逢之际有各种各样的情形,或热烈缠绵,或冷漠平淡如路人,或失之交臂,相见恨晚,凡此种种,皆因性格使然。飘逸豪迈的李白自有他独特的性格,与人相见便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如贺知章在长安初见李白便呼为“谪仙人”,立即解金龟换酒相待,可见他的与众不同。
第一首诗就写一种相逢情形。“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李白朝见大唐天子离开皇宫之后,偶然遭遇了一场艳遇。“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谁家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坐着香车缓缓而来。“金鞭遥指谁”,是这个少女在告诉他到哪个地方去。“疑从天上来”,体现了李白的个人喜好,他特别喜欢说“天上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上来的,看到这个少女也说人家是天上来的。“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是说他们一见钟情,就马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欢乐开怀了,多么香艳的美丽相遇啊。“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是形容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好像云中的月亮,李白最宝贵的东西是月亮,碰到一个心仪的美女,就把她也比作月亮。
但是,这场偶然的艳遇在李白的笔下却显得神秘莫测。“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李白此时突然感到很伤心,不知怎么回事,见了一次后就不能再见面了。“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不用开口就知道心里想什么。“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意谓:为什么一个人苦守空房、孤枕独眠呢?“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让锦衾与罗帏见证,一定有在一起缠绵的机会的。“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春风”代表思春,“暮雨”暗示男女之事。李白是有想法的。“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意思是说:现在我还身强体壮,你也青春美貌,为什么不能巫山云雨呢?“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李白最后还说:当年没有及时行乐,老了就会徒感悲伤。既然我们都有柔情蜜意,还是再找个机会一起缠绵吧!这与“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千古名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艳遇诗。李白一生爱女人,这也是他能写出《相逢行》这样的艳遇诗的真正原因。
第二首诗写另一种相逢情形。“相逢红尘内,高揖黄金鞭”,“红尘”,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闹市街衢的飞尘,代指都市的繁华。另一个意思是指人世或尘世的纠纷和烦恼,是佛家语,如“看破红尘”。这里李白所选择的当是第一个意思,也就是班固《西京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云烟相连”;徐陵《洛阳道》:“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以及刘禹锡诗“紫阳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描绘的是春华时节都市的盛况。在李白的一生中,长安的繁华生活一直是他引以为骄傲的回忆,因为他在最高统治者身边形式上“参政”了,那么毕竟在热闹繁华的都市里能够以一个精神与物质都相对自由的面貌出现,“高揖黄金鞭”不啻是光彩的。曾几何时,玄宗赐酒,高力士脱靴,使得李白引以为荣耀,以为文人价值得到了实现。这比“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境遇无疑要舒心。“黄金鞭”指相当身份的装饰,傅縡诗:“本珍白玉灯,因饰黄金鞭。”在这种场合下很有气度地相逢打招呼,那高贵潇洒的举止,不管是李白的体验或其他所见情形,都传达了诗人昂扬奋发的积极入世与参政意识,所谓“平交诸侯”,“不屈己干人”的思想性格,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对功名富贵的醉心。
至于马鞭,常常是李白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工具象征。如《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他的“试借”,豪迈俊逸,出语惊人,盖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跃然纸上,与此诗的“高揖黄金鞭”有精神气质上的相通之处。
“万户垂杨里,君家阿那边”,二句渲染一种环境气氛,似是相逢问候的答语:我就住在杨柳重重繁华热闹的街市里啊。宣扬居处的热闹繁华在于映衬主人的富有和高贵,这情景似直又曲,遮蔽中有开阔,很惬意很自豪。“阿那”即“婀娜”,柔顺美好的样子。诗的结尾在垂柳飘拂,余韵萦绕的柔美画面中为相逢后意趣相投的探访留下想象的空间。
这首诗写相逢的一瞬间,或是诗人的自我写照,或是诗人所见,写的都是一种诗人李白式的精神面貌,是全无隐忧的醇酒美人之外的出仕建功的体貌气质,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神态的某一次情绪外化的大写意。
此赋记叙了作者与朋友们月夜泛舟游赤壁的所见所感,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为线索,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由月夜泛舟的舒畅,到怀古伤今的悲咽,再到精神解脱的达观。全赋在布局与结构安排中映现了其独特的艺术构思,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在中国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文学地位,并对之后的赋、散文、诗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兴之所至,信口吟诵《诗经·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把明月比喻成体态娇好的美人,期盼着她的冉冉升起。与《月出》诗相回应,“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并引出下文作者所自作的歌云:“望美人兮天一方”,情感、文气一贯。“徘徊”二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似对游人极为依恋和脉脉含情。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片,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游人这时心胸开阔,舒畅,无拘无束,因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着一叶扁舟,在“水波不兴”浩瀚无涯的江面上,随波飘荡,悠悠忽忽地离开世间,超然独立。浩瀚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在作者的笔下腾跃而出,泛舟而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是此文正面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一段,以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俱佳。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饮酒乐极,扣舷而歌,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的怅惘、失意的胸怀。这里所说的“美人”实际上乃是作者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段歌词全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并将上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内容具体化了。由于想望美人而不得见,已流露了失意和哀伤情绪,加之客吹洞箫,依其歌而和之,箫的音调悲凉、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其悲咽低回的音调感人至深,致使作者的感情骤然变化,由欢乐转入悲凉,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文气一振。
第三段写客的回答,表现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把人类社会同宇宙自然对立起来,又把个体的人同社会整体加以分割,那当然看不到全部历史舞台上威武雄壮剧的持续演出,也看不到人类虽然依赖自然但更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悲观厌世或消极出世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陷入这样的苦闷与迷惘。苏轼也是如此。客的回答,其实正是苏轼自己贬谪黄州后思想感情的一个方面。《念奴娇》词不也说“人生如梦”么?而这样的思想感情,作为社会人生的抽象认识,却被苏轼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从历史到现实,从具体到一般,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来,使读者一点也不感到任何枯燥的说教意味。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同样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同样用诗一般的语言,批评了客的回答,表现了苏轼当时思想感情的另一个主导方面,全文至此遂以“苏子曰”开始而进入第四段。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而后,作者又从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进一步的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娱人,作者恰恰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因为客曾表示“羡长江之无穷”,又希望“抱明月而长终”,所以苏轼还是拾取眼前景物,从地面上的江水和天空里的月亮说起:“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这一句仿佛京剧行腔中的“导板”,将引出一节精彩的唱段,而那种疑问式的语调则又表明客其实不能从江水、月亮得出关于短暂与永恒这一哲学范畴的正确认识。关于江水,苏轼认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作为某一段江水,确乎从这里消失了,而作为整个江水,则始终长流不绝,因此可以说“未尝往也”。关于月亮,苏轼认为“盈虚者如彼,而年莫消长也”,意思是月亮有时圆满,有时缺损,但它缺了之后又恢复圆,这样周而复始,终究无所增减,因此可以说“莫消长也”。列举江水、月亮说明去留、增减的辩证关系,作者再归纳到一般的认识原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就是说,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岂但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就是向来认定的天长地久,其实也是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态;而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因此,对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而又何羡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前人说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恰好切合苏轼眼前的景物,“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这,又回到了“乐”字上来。
文章写了主客对话,表达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最后以第五段作结。第五段写客被苏轼说服了,满面春风,换却愁颜。“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这次更加欢快,不免开怀畅饮,直到“肴核既尽,杯盘狼藉”。客解决了思想问题,心情舒畅,无所忧虑,于是同苏轼“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跟文章开头的“泛舟”“月出”遥相呼应。一枕好睡醒来了,一宿晚景过去了,一次赤壁之游结束了,一篇《赤壁赋》也随之收尾了。而读者则在经历了一番江上月夜泛舟,听取了一场关于宇宙人生的对话之后,却还久久地沉浸在作者优美笔调所表现的诗一般的意境之中。
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只能说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者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但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而相对主义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与量的实际界限。同时,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身处逆境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但也表现了他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往往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从流连光景中寻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羡乎”一句之后,掉转笔锋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受,从中得到乐趣。
这篇赋在艺术手法上有如下特点:
“情、景、理”融合。全文不论抒情还是议论始终不离江上风光和赤壁故事,形成了情、景、理的融合。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作者抓住风和月展开描写与议论。文章分三层来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首先写月夜泛舟大江,饮酒赋诗,使人沉浸在美好景色之中而忘怀世俗的快乐心情;再从凭吊历史人物的兴亡,感到人生短促,变动不居,因而跌入现实的苦闷;最后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申述人类和万物同样是永久地存在,表现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以文为赋”的体裁形式。此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散文的笔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与赋的讲究对偶不同,它相对更为自由,如开头的一段“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全是散句,参差疏落之中又有整饬之致。以下直至篇末,大多押韵,但换韵较快,而且换韵处往往就是文意的一个段落,这就使本文特别宜于诵读,并且极富声韵之美,体现了韵文的长处。
意象连贯,结构严谨。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