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诗人以平易清新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恬静闲雅的巴女放牛图。“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写的是夏天的傍晚,夕阳西下,烟霭四起,江上菱叶铺展,随波轻漾,一个天真伶俐的巴江女孩,骑在牛背上面,亢声唱着山歌,沿着江边弯弯曲曲的小路慢慢悠悠地回转家去。如此山乡风味,极其清新动人。
下两句:“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纯然是小孩儿天真幼稚的说话口气,像是骑在牛背上的小女孩对于旁人的一段答话。这时天色渐渐晚了,可是这个顽皮的小家伙还是一个劲地歪在牛背上面唱歌,听任牛儿不紧不忙地踱步。路旁好心的人催促她快些回家:要不,待会儿天黑下来,要找不到家门了!不料这个俏皮的女孩居然不以为然地说道:我才不害怕呢!只要看见伸出木槿篱笆外面的大大的芭蕉叶子,那就是我的家了!木槿入夏开华,花有红、白、紫等色,本是川江一带农家住房四周通常的景物,根本不能以之当作辨认的标志。小女孩这番自作聪明的回话,正像幼小的孩子一本正经地告诉人们“我家爷爷是长胡子的”一样的引人发笑。诗中这一逗人启颜的结句,对于描绘人物的言语神情,起了画龙点睛的妙用。
古人说:“诗是有声画。”这首小诗就是如此。因为它不但有形、有景,有丰富的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芭蕉的新绿和竹篙上紫、白相间的槿花),而且还有姑娘清脆的歌声。《竹枝词》是流行在巴渝一带的民歌,从诗人刘禹锡的仿作来看,讴歌天真纯洁的爱情是它的基本内容。从此诗中可以想见,这位巴女正是在纵情歌唱着她青春的情怀,这从“藕丝菱叶”似乎也能得到一点暗示。而且,妙就妙在她是骑在牛背上,一路走一路唱着,像移动的电影镜头一般,慢慢地把读者的视线引向空阔的远方。“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使整首诗充满乐观开朗的气息,给予读者一种健康的美的享受。
这是于鹄采用民谣体裁写的一篇诗作,词句平易通俗,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川江农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恬静生活的一个侧面,读来饶有隽永动人的天然情趣。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在小说中由林黛玉所作。诗的前两句概括垓下之战的悲壮历史情景,后两句揭示了反复无常的将军英布和彭越的可耻下场。这首诗表达了对虞姬的崇敬和颂扬之情,寄托了林黛玉自己正直倔强的思想品格。这首诗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虞姬与黥布、彭越的对比,加深了对虞姬的赞美之情。
此诗赞美了虞姬忠贞的高尚品格,并抒发了作者自己同样的理想。林黛玉作《虞姬》,赞美虞姬,寄托了自己正直倔强的思想品格。
第一句写名骑乌骓迎着夜风悲鸣怎么不令人摧肝断肠。虞姬将死,项羽的坐骑为之悲鸣。乌骓悲鸣为虞姬自刎谊染了悲惨的氛围。第二句写虞姬含恨对着项羽悲伤。此句承接上句,叙述虞姬的悲叹。句中的“恨”字,似有埋怨项羽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没把刘邦杀掉之意。第三句指出,黥布彭越反复无常身败名裂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此句表明了黛玉对黥彭反复无常的鄙视,反衬了黛玉对虞姬的崇敬。第四句,黥彭比不上虞姬在军帐中拔剑自刎那样忠贞坚强在对比中突出、颂扬虞姬的忠贞高尚品德。
这首诗运用对比的手法,赞美了虞姬忠贞矢志的高尚品格,批判了反复无常的黥彭。作者颂扬虞姬的用意在于:宁可像虞姬自刎,也不学黥彭叛变自已初衷那样鄙劣。在《葬花辞》中,黛玉曾表示:“质本结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是林黛玉赞美虞姬的思想基础。此诗寄托了对封建礼教压迫不屈服的叛逆精神。从《虞姬》可以看出黛玉写《五美吟》并不是什么“胡乱揍几首诗”,而“以寄感慨”是真。
这首曲子描述宴会后赏花的逸兴。
春宴过后,携扶友人带着美酒步出楼台观花,看过褪妆的红梅,又观刚刚开放的杏花,面对此情此景,作者诗情满怀,联系自己的身世,发出了感慨:“休随刘阮到天台。仙洞窄!”在这里作者表示,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但又要高出刘、阮一筹,决不隐逸避世,而是要担当起编撰金史的历史重任。这一句点题,说明了全曲的主旨。
元好问自金亡后,一直不仕,在故乡构筑野史亭,专心致志,纂修金史,修成《壬辰杂编》《中州集》,保存了金代的作品和史料。作者在饮宴赏春时,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责任,实在难能可贵。
此诗的前半写刘蕡冤谪而死。诗先不写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引述旁人的议论落笔。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言“中兴”而遭“冤谪”,可见蒙冤之深,难怪路人也在为之不平了。诗人借路人之口谈论冤谪,当然比直说更加有力。这不但表现了人们对刘蕡的同情和敬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宦官诬陷刘蕡的痛恨,对朝廷软弱昏庸的谴责。
下面两句接着引贾谊与公孙弘两个历史人物,写诗人对刘蕡之死的痛惜。两句是说:空自听说昔年贾谊被召回朝廷,刘蕡却被远谪柳州,客死异乡,不可能像公孙弘那样再次被举,受到重用了。此联用典妥帖,何焯特别称第四句“最为精切”(《李义山诗集辑评》)。“空闻”、“不待”二语,顿挫有力,透出诗人深感怅惋痛惜之情。
诗人视刘蕡为“师友”,而他竟死于冤屈,不能不使诗人伤心痛哭。五、六两句,即扣住题面,写诗人痛哭情状。刘蕡最后似死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诗人是在长安作此诗的。遥隔大江,只有频频回首南望,望空洒泪;天高难问,沉冤难诉,死不复生,惟有捶胸痛哭。长恸之后,痛定思痛,诗人回想起一年前与刘蕡在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相别的最后一面。那时,正当刘蕡冤谪柳州,天空阴暗,春雪凄寒。结尾两句不但烘托着二人相别时的悲凄心情,且与诗人写此诗时悲痛欲绝的心境亦融为一体,留下不尽的哀思。纪昀说:“逆挽作收,结法甚好。”(《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首诗,整篇都浸透着诗人的泪水,贯穿着一个“哭”字:始则是呜咽悲泣,随后是放声痛哭,继而是仰天悲号,最后则又变为抽噎饮泣。读完全诗,仿佛诗人的哭声还萦绕在耳际。写法上,诗人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前面四句全是叙述、议论,但叙述中含着很强的抒情色彩。后面四句抒情,而结联于抒情中又含着叙述成分。如果全是叙述和议论,容易干枯乏味;如纯用抒情,又与引诗所写的具体内容不太相合,难于写出刘蕡的沉冤。此诗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公义私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增强了诗的感染力。